但是这些信息的发布极不负责任，往往夸大其辞，毫无诚信可言，催生并加重了人们相互间的不信任心理，不久便酿成了英国金融史上的第一次股市大泡沫——1720年的南海股票泡沫（The South Sea Bubble）。那次泡沫促使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著名的“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将股市的社会诚信纳入议会的监控之下。而1880年后的日本社会信任不足则突出体现在其工业化进程中。1882年在日本第一家纺织企业——大阪纺织公司的刺激下，20多家纺织公司先后成立，5年间，纺纱设备增加了5倍，产量扩大了9倍，并带动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铁路和以蒸汽为动力的船舶业的发展。然而由于缺乏社会信任，信息严重不对称，农村不敢也不愿为工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原料，消费者产生惜购行为，大大削弱了国内购买力，使得1890年国产棉纱量刚刚超过输入量，就出现了生产过剩的严重危机，棉纱供过于求，大批失业工人涌现，日本的棉纺织业一度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困境。

克服社会信任不足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干预。然而经济领域社会信任不足正向政府与民众关系领域蔓延的苗头，直接影响到了政府的公信力，所以克服非经济领域的社会信任不足已成了重建社会信任的当务之急。当前，在构建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的信任关系上，有两个角度要考虑。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尤其要注意防止和纠正以下行为。第一，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刻意遮掩，发布虚假信息。这种做法已被许多经验事实证明无异于弄巧成拙，给公共事件的处理帮了倒忙，最终是以动摇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换回事件的平息。第二，在地方项目的建设开发上与民争利。政治学理论认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行政成本是低廉的，同时公信力也是值得称道的，原因就在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予民以利甚至让利于民。地方政府越是淡化自利情结，不计成本地为民办实事、好事，就越容易博得民众的信任。第三，热衷于搞所谓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危害性还不止于劳民伤财、损害政府自身形象，它的深层危害还在于民众在感觉“被增长”、“被提高”时所带来的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危机，而由信任危机又将引发政策执行力疲软等诸多问题。第四，以“程序正义”将部门利益合法化。掌握着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天然地有着实行“程序正义”的便利和优势，在运用这种便利和优势的过程中是否包裹着部门利益，将成为政府得民信抑或失民信的试金石。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当前需要引起重视的，是民众在社会关注和政治参与由热情向理性递进的过程中，一方面应继续保持那份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质疑，同时勿将科学的质疑精神蜕变为“怀疑一切”的偏执。质疑止于事实，一个勇于质疑、也乐于接受事实的民族，才是能够站在时代巅峰的民族。地方政府与民众保持这样的良性互动，就有望为重建社会信任开个好头，最终为拉动社会需求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