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国宾馆是北京的一处绿树笼烟的皇家园林。人从旁边路过，只能隔着灰色的高墙听到里边的鸟叫声，看到露出墙头的树梢和屋瓦。钓鱼台的大门从早到晚敞开着，但是大门两侧永远笔直地站着几位全副武装的军人，很少有人会奢想哪一天能有幸进去参观一下。那么，陈永贵与钓鱼台有着怎样一段特殊的情缘呢？

【一】

1974年10月29日，陈永贵从住了几个月的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3号楼。除了“四人帮”之外，纪登奎、吴桂贤等要人也一人一座小楼地住在这里。

陈永贵热闹惯了，一个人在这清静的小楼里憋得难受。这年11月中旬，他跑到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到大寨住了20多天。随后，没在北京住两天，就又飞到广西和许世友一起骂了一通张春桥，从广西回来已经是1975年1月1日了。

钓鱼台3号楼里，到处是厚厚的地毯，端茶送水的服务员悄然出没，挺大的地方连个声音也没有。陈永贵坐不住，大口地抽烟，怅然若失地走来走去；眼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文件，越发地增加了愁绪。高贵地居于钓鱼台里当副总理就是一天到晚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地审阅与批示。这种待遇，对于陈永贵简直就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折磨。他打心眼里盼望来个熟人和他说说话。山西老乡倒也有不少人想来拜访，可是进不来……

1975年1月13日，从1970年夏的庐山会议便开始酝酿的四届人大终于开幕了。大会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任命了12位副总理，陈永贵名列其中，排名第七。

1月下旬，中央要求刚刚当上副总理的陈永贵和吴桂贤到王洪文住的16号楼学习马列，好好啃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陈永贵没有理由不去。可时间偏偏定在中午，而这正是陈永贵睡午觉的时间。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不耐烦了：“这这这，每天坐在这里念这个书，什么事也干不了！”

没过几天，陈永贵便找了个茬儿回山西了，接着又去了福建的农业学大寨会，再接着出访了墨西哥。转新疆、看上海这些事，他自然也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再住进钓鱼台已经是1975年4月18日了。等待陈永贵的依然是那一片宁静和永远也看不完的文件，还有令人头疼的在16号楼的理论学习。

他回了一趟昔阳，在大会上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倾吐了一堆内心话，他坦率地谈起自己的压力和不适应：“我一个农民，连字还认不得多少哩，也能批文件？……关我在这里，我又不是这种人。有人说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当这个呢。这很不自由哩！”

陈永贵知道自己不是坐镇北京批阅文件的材料，明白自己的优势在于熟悉基层，自己的作用在于上下沟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他还知道自己是凭着大寨和昔阳这块基地上来的，失去了这块基地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亏得他聪明，终于想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