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方回的《乳虎行》，描写了猎虎者“生擒二彪”，“食肉寝皮”，所谓“壮士挥戈血鲜滴”之后，母虎为乳虎哀痛的情形：“滴血满地遗腥臊，顽嚣昏暮来咆哮。舐沙啮土擦树木，如哭如泣空哀号。”字里行间透露着诗人的同情，似乎随着所谓“血鲜滴”悄然簌落，濡染了读者的情感。《史纲评要》一书“何必食肉寝皮”这样具有新鲜见解的议论，在当时思想动荡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生态观念史的遗存中，也是闪耀理智和文明之光的亮点的。

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心录》卷下有“鸡鸭谏议”条，说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颁布诏书，禁止在阴雨成灾时屠杀动物祈祷放晴，禁屠的动物中甚至包括鸡鸭。右谏议大夫借此称颂皇帝的德政。中书舍人胡寅笑道：鸡鸭的事，难道也是谏议大夫主管的吗？听说女真统兵将领有称“龙虎大王”的，下次北军南犯，就让“鸡鸭谏议”去抵挡“龙虎大王”好了。胡寅的嘲笑是有道理的。动物保护对象竟然至于鸡鸭，确实有扩大化的倾向。然而“鸡鸭谏议”的故事，则又说明动物保护观念的确是和儒学讲求仁政德治的正统意识相互契合的。宋高宗要求对鸡鸭进行保护，并没有科学意识的背景，只是出于“仁”、“德”宣传，并把这种仁德推及鸡鸭身上，于是胡寅以残酷的民族战争为反衬，给予委婉的讥讽。

“究天人之际”

关注天人关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曾表示要将“究天人之际”作为自己毕生的文化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究天人之际”作为一种科学目标而为人文学者所看重，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大特点。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见。其中说道：让德政普及，使得天上的飞鸟，地下的水虫草木等都为其蒙被，然后才能使得“阴阳调”，“风雨时”，维持良好的生态秩序。这种试图以人为因素影响“天”的意志的主张，其实体现了比较开明的生态意识。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引述《明堂月令》的内容，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执政者的行为“奉顺阴阳”，则“风雨时节，寒暑调和”，“灾害不生”，五谷丰登。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熟”、“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节五谷成”等文句，都表达了同样的社会愿望。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意识较早成熟，正与农耕生活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依赖有关。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本身就是具有科学意义的。而中国早期的农学和医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