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主要建筑师”们的计划是什么呢？他们是借西方各国普遍面临“滞胀”危机，及其他各国掀起改革调整潮流的机会，挥舞“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是推动经济的基础”和“惟有市场化才能有效配置资源”等具有蛊惑力的教条，对世界人民经过斗争取得的福利与进步进行反攻倒算，增进以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一小撮人的私利和大发横财的机会。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迈克杰斯尼所说的，实行新自由主义就是使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

三、关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逆转、终结与替代

进入新世纪，国外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自己的文章、著作和演讲中除了继续深入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人类大多数的巨大危害外，越来越多地开始探讨西方主流舆论所谓“不可阻挡”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趋势”的“逆转”、“终结”、“替代”与“超越”之类的现实课题了。

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糟糕的经济表现、各国对无限制“市场”崇拜的幻灭、很多国家中那些更注重社会福利导向的政治力量相继重新执掌政权，以及世界范围内替代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等事实，沃勒斯坦更是作出了大胆的结论：2008年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之年。他还认为，新自由主义死亡之后，世界将会出现这样四个变化，即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作用的终结、世界重返高度保护主义、各国重新开始推行凯恩斯主义及重新采取更倾向社会福利再分配的政策。

关于如何和用什么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应该说美国人约翰·卡瓦纳、杰瑞·曼德尔等人共同编写的《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一书比较全面记录下地方的、民族国家的乃至全球范围内迅速涌现的有关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思想和行动。在这本书中，他们着重阐述了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必须坚持的十项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原则，即：以责任制为中心课题的“新民主原则”，承认“本地民族、群体和国家自决的民主权利”的“辅从性原则”，“生态的可持续性原则”，作为所有人与生俱来权利的“共同的遗产”的原则，文化、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样性”原则，“人权”（包括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等）原则，“工作、谋生与就业”原则，“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原则、“平等”原则，以及“预警”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