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也说明只能由提出了一个小问题，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闻一多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国际基督教青年会曾在清华园召开过一次国际大会，闻一多给代表们当翻译，从而受到基督教影响，不久便做了洗礼。这件事源于他的同班同学吴泽霖的回忆。由于我所掌握的闻一多资料中，从来没有这件事，而且其他人的回忆，也丝毫没有提到此事。孤证是很难作为信史的，于是我不仅写信给吴先生，还利用开会机会，到武汉中南民族大学访问了吴先生。访问中，吴先生说，他们对基督教义并不感兴趣，但对基督教徒们的社会救济行为深为感动。于是，国际基督教青年大会后，他们去清华学校附近的海淀镇教堂做了洗礼。不过，由于他们对外国牧师反感，特别要求中国牧师给他们做洗礼。

类似上面的情况还有一些，这里不多说了。我的采访，分为走访和信访两种方法。也就是说，凡是能够采访的人，尽量走访。难以走访的人，就采取信访。我走访和信访的人，大概有近百位。其中在北京的谢冰心、陈岱孙、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卞之琳、李何林、常任侠、臧克家、王瑶、吴祖缃、季镇淮、范宁等，我都不止走访过一次。有一年，顾毓琇先生从美国回国，我知道信息后，便通过中央统战部打听到他住在北京饭店，便前去访问。顾先生回国后，我又给他写过几封信，他也很快给我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坦诚地说，我从事闻一多研究，确有感情方面的因素，但一旦做起来，我就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应当超脱感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因为，客观是事实，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即使你不承认，多年后还是会恢复真实面貌的。

比如，闻一多的斗士精神已经盖棺论定，人们都知道他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但是，他早期曾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曾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生过武斗。这件事在青年党领袖李璜的回忆中有记载，但很多人不相信，说它是对闻一多的污蔑。而我查阅报纸时，看到了当时的消息报道，内容和李璜回忆是一致的。我本着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客观态度，把这个历史事件原原本本写入《闻一多传》。类似的一些事，我都坚持服从客观记载，真实反映历史，不为前人避讳。如，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担任文学院长期间，与学生发生的严重冲突，最后学生自治会发表《驱闻宣言》等等，我也是如实记录，尽力客观对待。我之所以这样做，既是为了真实记载闻一多的前期历史，同时也认为他前期历史的真实反映，有利于与他后期的转变进行对比，从中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物怎样随着历史潮流不断前进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由于我把握了这一点，才使《闻一多年谱长编》、《闻一多传》达到既充实已知的闻一多生平，又填补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空白。（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