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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价值评估与文化的辩证法
www.fjsen.com 2010-01-26 07:59  李存山 来源:光明日报    我来说两句

儒家主张“协和万邦”,这在中国古代不免与“宗主国”的意识结合在一起;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才有了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孙中山率先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同时他也提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济弱扶倾”,不能去学帝国主义“灭人国家”,而是“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孙中山选集》第691页)。显然,孙中山所说的“大责任”和“真精神”,抛弃了旧时代的“宗主国”意识,而又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协和万邦”思想。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中国政府最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其首倡者周恩来也曾说,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27-328页)。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含有恒常、普遍因素之一例。

近读张分田先生的文章,他为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的结合提供了许多史料,但这也同样说明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深入人心,连皇帝也要认可。在民本与君权的关系中,儒家说过“民贵君轻”(此源于《尚书》、《左传》中的思想,而非以慎到、商鞅的思想为前导)、“民惟邦本”、“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但从来没有把这种孰贵孰轻、孰为邦本、为民还是为君的关系颠倒。如果说“王体道,王就是道”、“道从王出”、“君本为阳,民本为阴”,这在儒家典籍中确实难以找到根据。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的结合,已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事实,谁也不能否认。但五四时期批判儒教最烈的陈独秀也曾说“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陈独秀选集》第25页),难道这里的“民为邦本之说”就非要与“王权主义”绑在一起,而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成为民主制的一个思想基础吗?

关于“中华文化精神”,似可作“二分法”的理解。不过,我还是赞成张岱年先生区分“民族习性与民族精神”,即在“民族习性”中有在历史上形成的积极和消极因素,而“民族精神”则是指对一个民族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而又能激励人们前进、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思想基础。张先生常引古语“国有以立”,即认为一个国家必有足以自立的基础,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延续发展了几千年,必然有其足以自立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它基本上凝结于《易传》的两句名言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全集》第6卷第221-223页)。我认为,这种精神就是国学的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赵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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