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1月20日，毛泽东在同参加武汉地区座谈会人员谈话时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推崇鲁迅？如何看待他与鲁迅的关系？本文试作读解。

本来，“圣人”是中国旧时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人格，早年毛泽东也是如此，不过他有自己的理解。检《毛泽东早期文稿》可知，1917年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就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圣人是最大的思想家，在《致黎锦熙信》中又作了进一步阐述，认为圣人就是得到“大本”的人，而贤人则低一个层次，是“略得大本的人”。所谓“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因为圣人握有真理，所以能“动天下之心”，产生“动天下”的效果。当时毛泽东和一般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孔子、孟子就是圣人，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又说：“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毛泽东的这些认识虽囿于传统，却包含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救国救民的情怀。

人的认识总是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在十月革命感召下，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运动爆发前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他“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头脑中旧有的圣人观念不能不有所改变。毛泽东从北京回湖南领导学生运动，主编《湘江评论》。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了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就不能不反对的。”旧观念中的圣人孔子随着新思潮的到来退到了后台，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追求，不可能完全被毛泽东放弃，只是换了内涵。新的历史条件下，“大本大源”是马克思主义，而圣人自然是掌握住它的人。这些对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来说应该是顺理成章且必能获得的识见。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作题为《论鲁迅》的讲演。他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尊鲁迅为圣人，从所论“鲁迅精神”看，由于“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掌握了“大本大源”，其第一个特点即是政治远见，符合“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的标准。至于第二个特点斗争精神、第三个特点牺牲精神，也是与圣人“抵抗极大之恶而成”的出现条件一致的。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如此尊崇鲁迅，是有多方面因素的。

首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即收到鲁迅、茅盾联名发来的祝贺电报。鲁迅在那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也三次提到毛泽东，对毛泽东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赞同；鲁迅还在信中对毛泽东表示“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些对尚处于国民党“围剿”中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很大的鼓舞。

其次，举起鲁迅这面文化大旗，无疑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精神文化力量，也就增强了与国民党在文化方面抗衡的力量。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谈到十年内战时期有“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毛泽东也是引鲁迅为同志的。理所当然地，毛泽东把鲁迅的方向确立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如此看鲁迅的作用，自然得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如此之高然而却极为公允的评价。

再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鲁迅的文章让毛泽东折服。毛泽东本人就是文章大家，他对鲁迅的评价也是别具只眼。鲁迅的小说、散文、旧体诗，一般人都不难认识到其文学价值，但对于其杂文，特别是后期杂文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价值，一般文艺评论家恐怕就很难认识到了。应当承认，毛泽东对鲁迅后期杂文的推崇，在鲁迅研究上是有开创意义的。也许正因如此，毛泽东对鲁迅关于写作的主张格外重视。1942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报告中多次提到鲁迅，在推荐的4篇文章中，鲁迅的一篇列在列宁、季米特洛夫之后，毛泽东本人有关文章之前，并作了详细讲解。毛泽东是把鲁迅当作导师向全党推荐的。

从1956年春到1957年春，围绕着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与文化界人士谈话、党内讲话中多次提到鲁迅。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曾设想鲁迅在世的情况：“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这一时期毛泽东实际上是把鲁迅当作新中国所应当拥有的优秀文学家的榜样来看待的。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艺术民族化时说，“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是民族化的。毛泽东还指出鲁迅在京剧方面看法不大正确。但他谈得最多的还是鲁迅后期杂文。在同文艺家谈话时讲到鲁迅后期“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到鲁迅敢写文章，并说“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到如何避免片面性时，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同时还讲到了列宁的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把鲁迅与列宁相提并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所写的一封信中指出：“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是引鲁迅为知音了，因此又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鲁迅在毛泽东心目中地位显然又提升了。

晚年的毛泽东，“读鲁迅”的兴致并没有因体衰多病有所减少，反而更甚。他在考虑起用一大批老干部时说，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大概也是借用了鲁迅在《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的说法。他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读点鲁迅”。

毛泽东对鲁迅一直是推崇的，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推崇的原因和用意有所不同，但推崇鲁迅的思想则一以贯之。陈晋在《文人毛泽东》中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一句“心灵的相通而没有见过面，或许对对方更增加了一番魅力和吸引”。这句话颇耐人寻味。〔作者甄梁，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