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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生前秘书张宝忠:老爷子打牌哪钻过桌子啊!
www.fjsen.com 2010-03-10 16:27   来源:人民网    我来说两句

“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

当时打牌一般都是在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小平同志、彭真等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建立的,为党内副部长以上、军队少将以上的领导干部提供一个休息、健身的活动场所,人们习惯称它为“养蜂夹道”。

当时在养蜂夹道看打桥牌的领导干部也不少,我们戏称为“歪脖子”。有一些人还很上瘾,本来我都不怎么认识,后来熟了,我记得吕正操、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看的时间特别长,一直陪着我们。还有一次,我们正打着呢,周恩来总理来了,找小平同志商量事。周总理就站在我后头,还给我支招,他说的都是内行话,说明他也是会打桥牌的。

打牌的时间大体上是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晚上,星期天的下午和晚上。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一般是7点开始打到夜里3点。星期天一般是从下午3点打到夜里3点。那个时候小平同志身体特别好,精力一直很充沛,打得很用心。

我们通常要在那里吃一顿晚饭,吃完饭就又坐下来接着打。当时打牌这事是保密的,我不能跟其他人说,到了早上还要按时上班。幸亏那时候年轻力壮还能扛得住,但也挺辛苦的。

1964年,有一次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吴晗、张明义和我陪同。白天小平同志参观,我们跟着他参观,晚上陪他打牌。杨尚昆对小平同志开玩笑说,别人打牌都是三缺一,你是一缺三,我把你这三个都带来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之后,有一次小平同志还曾找吴晗、王汉斌和我一起打牌,说明小平同志当时也不太清楚“文化大革命”的内幕。我当时认为“文化大革命”跟我们这些人没关系,如果真要批判吴晗,小平同志怎么还会找他来打牌呢?我完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吴晗被整得那么惨。

小平同志打牌时,儿孙有时也来“凑热闹”,气氛非常热烈

1973年,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但我们没敢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叫我们交代阴谋,说我们不是打扑克,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和小平同志打牌成了很大的罪状。当时曾在养蜂夹道俱乐部旁观我们打牌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都被打倒了,有关的专案组都找我谈过话,问我在养蜂夹道商量过什么“阴谋”,我说就是打牌,没说过别的事。专案组自然不信,非要我交代,说我不老实。

后来我们开玩笑说,俱乐部的主任是万里,邓小平是名誉主任。邓小平当时也没找我们,估计那个时候他也没找过其他人打牌,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他的罪状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乐部”这一条。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有一次,我跟王汉斌商议觉得,小平同志这次出来我们应该去看看他,我们又跟丁关根共同商量了一下就给张宝忠打了电话,说我们想去看看老爷子。

很快,张宝忠就通知我们去小平同志家里。到了小平同志家,他跟我们握握手,叫我们大王、二王,挺高兴的,说了几句话后就开始打牌。从此就又持续下来,每个星期去小平同志家打牌。

“文化大革命”后,小平同志虽然年纪大了,但精力还是很充沛,头脑清醒,打起牌来仍然很有兴致。

打牌的时间一般还是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开始的时间也差不多,星期三、星期六是晚上7点,星期日是下午3点,结束的时间要比“文化大革命”前早一点,一般是到凌晨1点,稍微早一点结束,也得过了12点。

再往后到1990年代,小平同志的身体差一些了,一般打到11点就结束了。

小平同志在牌桌上话不多,表情也少。但是,一旦牌打得非常得意时,或者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到有意思的话题时,他往往会笑,表情非常丰富。

后来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了,邓楠有时候在他耳边帮他喊一喊,邓朴方有时候也看一看。邓楠在这边,邓朴方在那边,挺有意思的,打牌出错了,或者讨论牌的时候,互相斗一斗,吵一吵。邓朴方在旁边经常“煽风点火”。小平同志的孙子、孙女还时不时过来亲他一下。气氛非常热烈。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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