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话题，争议颇多，论者各执其词，莫衷一是。笔者抛砖引玉，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愿与读者共同探讨。

为什么提出“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这个话题不是现代人的新理念，其实古代早已有之，那时叫做“厚薪养廉”。

古今中外，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贪污腐败现象。于是，人们就想出各种整治官吏腐败的办法，“厚薪养廉”或“高薪养廉”就是其中的一种办法。

腐败现象在经济尚不发达的状况下，主要是由于官吏工薪偏低而造成的。西汉宣帝结合他治吏的经验说：“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宋代王安石也曾指出，一般下级官员俸禄之薄，不足以应付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是促成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

在国外，新加坡领导人一再指出，如果是在建国初期的非常年代，要求官员多作牺牲，多讲贡献，那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但是，在进入和平建设年代后，如果继续这样要求政府领导人，那就是很不现实的一种理想主义的做法。他们坚持认为，薪酬过低，就不可能保持政府廉洁。所以，他们提倡“高薪养廉”。

在我国，建国初期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政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低薪政策很快就显现出它的弊病来。那就是不能激励竞争，人们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生产发展迟缓，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一些干部工资很低，却盖了房子。哪来的钱？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干部由于薪金低，家庭负担重，而手中又握有实权，就容易产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

高薪养廉的观点提出后，有人又简单地以为，只要政府给“高薪”，就能养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高薪”只是养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和平建设时期，采取低薪制，容易产生腐败；如果采取高薪制而又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高薪仍然不能保证官员廉洁。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就是“白领”薪酬一般较高的情况下，“高薪”对公务员的吸引力不大，远不能满足一些官员的私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依靠“高薪”政策来养廉就未必能奏效。这时，必须依靠严密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

“高薪”如何界定

关于给官员多少薪酬为宜，古人有个说法。王安石认为，在官府里当差的老百姓，“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即他们的俸禄要赶得上他们种田的收入。然后，俸禄逐级增加，“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这就是说，给官吏的薪酬，不仅要保障官吏本人的衣食水平，使之无冻馁之虞，还应满足其赡养老人、哺育儿女及日常交往之需，使其全心从政而无后顾之忧。

在现代，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官员的薪酬就不能以“足以代其耕”为标准了。那么，多高的薪才叫“高薪”？才能养廉？笔者认为，“高薪”不能理解成一个绝对的数字。新加坡总理年薪约82万美元，我们哪能比得了？“高薪”应根据各国的国情尤其是经济实力而定。根据高薪养廉原理，“高薪”要高到足以使官员珍惜其“高薪”差事，而不敢轻易去贪污，即王安石所说的“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因此，单就工薪高低而言，理应是薪金越高腐败越少。香港有一富翁被歹徒伤害，愿花5万元港币请警察破案，警察没有收，说：“案子会给你破，但钱不能收。”我认为这样做不一定是办案的警察思想好，主要是因为香港警察的工薪也很高，他们怕丢失这份“高薪”美差。这就是“高薪”起的作用。如果官员薪酬太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公务员的工资和公司企业管理人员的薪酬相差悬殊，那就有可能去贪污受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