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修补性改革，积累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积越重，最后改革越来越难，因此——

周天勇认为，中国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是行政主导与市场为辅的行政体制，而不是真正的市场配置资源体制。所以，从政府利益出发的、以“行政市场”为主导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就构成了推高地价和房价的机制，不打破这种推高房价的机制，房价飙升的问题就不好解决。当前的政策重点应该是，改革政府对土地的寡头垄断，形成土地供应的多个主体；改革土地“使用年期物权”，形成稳定的土地物权；推行三大税收制度改革，扭转地方财政收入渠道。

4月17日，《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对外公布。在这份被民间称为“新国十条”的通知中，再次明确了一个事实：“近期部分城市房价、地价又出现过快上涨势头，投机性购房再度活跃。”

通知称，住房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既是经济问题，更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民生问题。这一点，被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称为“居住不安全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4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中央党校就“新国十条”的相关问题对周天勇进行了采访。当被问及对“新国十条”的效果有何预期时，他并未给出明确的结论，而是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改革不彻底，推高房价的机制不打破，房价飙升的问题就不好解决。

让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真正关注民生

“社会主义社会老百姓的民生，一是就业，二是安定，还有养老，医疗等，所以，‘新国十条’里面提出来社会稳定问题。”周天勇说。

“要把传统的不安定问题与转型社会中的不安定问题区别开来。”周天勇认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最大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就是灾害和饥荒；现代社会中发生粮食不安全的几率越来越小，但是由于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居住不安全问题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

而现代“居住不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由于房价过高，大量城镇新增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的居住需求得不到满足；大量工薪阶层购房贷款压力大，造成工作上的紧张和生活上的焦虑，而一旦经济不景气，造成失业等，会导致事实上的家庭破产；租房者负担越来越沉重，在城镇形成缴租的劳动人群和吃租的食利阶层，两极分化加剧。

上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安定问题，所以，无论是从高层次——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来看，还是从低层次——稳定社会的目标来看，高房价问题都必须解决。”

据周天勇掌握的数据，如果不对房价进行控制，2010年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将会接近10，城镇需要房子但买不起房子的人占比将达到85％—90％，“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样的住房贫富差距格局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7以上老百姓就买不起房了。”

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推高地价和房价

中国当前正在急速推进城市化，这种社会结构的转型需要对大量土地进行再分配。但人多地少与城市土地需求巨大，构成了一个“两难”；从远期看，城市化应该是节约土地，但从近期看，则是需要大量占用土地，这又是一个“两难”。

对于这两个“两难”的出现，需要从土地总供给方面找原因。周天勇的解释是，由行政力量控制的土地分配，造成对住宅建设用地的长期供应不足。而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财政利益考虑，进行土地储备，征而不建或征而不卖，政府大量囤地等待高价出手。有些地方把土地大量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卖地，形成开发商的二级垄断。

如此，就形成了住宅土地供应总量与需求总量的巨大缺口，导致土地价格的不断攀升，而且地价推动房价上涨，房价拉动地价上升，形成房价和地价互相推动上升的恶性循环。

处于“行政主导”下的中国住宅土地市场，一方为政府的高度行政寡头垄断（供方），一方为多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需方）。政府垄断定价机制，买卖方式是招拍挂，结果是价高者得，“地王”频现。在土地出让金问题上，70年的租金，一年收回，在财政上没有可持续性。

周天勇认为，地方政府在房地方面收取的税费过于繁杂。从2007年的调查数据来看，各种税费占全国平均房价的比例已接近50％。而房地财政实际上已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2007年单是土地出让金和六项有关税收（不包括收费），就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40．23％，估计2009年在45％—50％之间。”

“中国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是行政主导与市场为辅的行政体制，而不是真正的市场配置资源体制。所以，从政府利益出发的、以“行政市场”为主导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就构成了推高地价和房价的机制。”周天勇说。

另外，投资投机和积累财产性的房屋需求，也是导致房价和地价轮番上升的重要原因。“美国的土地条件比中国要好，但是他们的中产阶级拥有第二套房的人很少，就是因为有房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