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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中国经济发展的“喜”与“忧”
www.fjsen.com 2010-04-30 14:40  原松华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我来说两句

忧:住房、教育、医疗遭遇民意“滑铁卢”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衰退及工业化国家的缓慢复苏,降低了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可能性。尽管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已在短期内发挥了作用,但扩大公共投资和货币扩张是有限度的。要实现经济在中长期的持续增长,需要调整经济增长结构。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服务业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巨大潜力。亚行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在GDP中占42%,从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占35%,远低于其他同等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然而,要挖掘服务业的潜力,还需要进行综合性的改革,如清理一些政策障碍:过高的市场集中度和进入壁垒、对外资企业直接参与的限制、偏向制造业的激励措施、资金配置的低效率、滞后的城镇化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对教育和培训投资不足等。

事实上,中国“十一五”规划已经制定了一些目标,例如将服务业在名义GDP中的比重从40.3%提高到43.3%,将服务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从31.3%提高到35.3%,将研发费用在GDP中的比重从1.3%提高到2%,将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从43%提高到47%,但是亚行判断根据过去四年中国发展的趋势看,这些目标在2010年底实现仍有困难。

从需求角度看,重视扩大居民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中国现有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居民消费在按支出法计算的GDP中所占的份额在过去20年中下降了15.8个百分点。投资扩张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对自然资源不可持续的开发。如果国有企业能持续获得公共投资,就会迅速而直接地扩大生产规模,这样很容易导致全社会投资规模扩大。相比之下,增加居民消费则需要不断提高购买力,并改变国民的储蓄习惯。

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不断下滑,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受到了制约。亚行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从1997年的66%降为2007年的58%,而政府收入的比重却从17%上升到20%,企业收入比重也从17%升至22%。

媒体报道,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国民财富结构迅速调整,使国企和大批民营企业纷纷将资金投入楼市避险。国企大举进入,抬高了土地价格。2009年3月份后,房价连涨10个月。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上一轮暴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一线城市数据则更高。

对于中国一些主要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状况,亚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中国应当采取措施预防房地产泡沫,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活动。

魏图在回答《中国发展观察》记者提问时则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国家房地产市场有所不同。目前中国的农村人口移向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要经历很多年,因此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同。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投资产品渠道少,因此,大量资金涌向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价格如脱缰的野马,如何牵住“马头”?4月中旬,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措施,更加严格二套住房信贷管理等举措,试图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住房、教育、医疗被民众戏称为新的“三座大山”,遭遇了民意的“滑铁卢”,因此,有针对性地提供保障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并继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以往调结构更局限于产业结构,现在则认识到,调结构首先是调整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次是消费不足储蓄过高问题,然后是内需不足、外需过高的问题,最后才是产业和区域问题。

经济学界表示,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主题。过去30年中国GDP高增长率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就业增长。相反,在过去几年里,经济增长的资本密集特性使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弱化,中国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使情况进一步恶化,主要表现为福利的地域限制和对劳动力转移的户籍限制。

亚行专家认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入的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是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劳动力流动,包括放宽户籍登记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其涵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建立农民工福利转移接续制度,加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加快将推动改革进程,其中,城镇化尤其有助于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社会结构脆弱性对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已受到决策层关注,将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为确立新目标和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提供了机会,“这包括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亚行专家说。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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