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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正负值与文化人的义利观
www.fjsen.com 2010-05-24 14:51  艾斐 来源:山西日报    我来说两句

在这个命题上,我们决不能误读亚当·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其实,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他在提出以“看不见的手”操控市场的同时,就更以愈加充沛的理论思维阐发了“道德情操”的重要性。他认为,即使是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并不是万能的。只有在道德、情操、良心和正义的驭制和引导之下,那只“看不见的手”才有可能会发挥积极、有效,然而也有限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中,对物与物和物与币的交流和置换尚且如此,那么,在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消费场中又该当如何?这就更自不待说了。其实,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早已为我们走出了可资效法的路:巴金、赵树理、周立波等许多前辈作家,都是主动放弃领工资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既已领了国家发的稿费,就不应该再去拿国家发的工资。上世纪50年代初,年仅28岁的豫剧演员常香玉,宁肯在生活上千般亏待自己,日夜兼程地到全国各地轮番义演,硬是用血汗钱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价值15.2亿元 (旧币)的米格飞机。鲁迅一生辛勤劳作,但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工资,只靠稿费维持清苦的生活。他原本计划要写关于唐朝文明和关于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还要写关于中国字体变迁史和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但对这种名利双收的事他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为什么?就因为写短小的杂文以应对现实的战斗更重要,指导和资助文学青年健康成长更重要,为中国新文艺的发达而充当“牛”和“泥土”更重要。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都已是过往的云烟了,现在搞市场经济,还那样么?其实,时代再变化,社会再发展,文化人的职业操守也不能变,拜金主义到什么时候都会为人们所不齿。季羡林一生劳作、一生节俭,但为汶川地震捐款,却一出手就是20万。钱学森说:“我姓钱,但我却不爱钱。”不但从来不言名利,而且把稿费、奖金也悉数捐给了科学事业和人才培养。

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如此品性和人格,我们又该作何想呢?是的,该是作出义利抉择的时候了,该是把我们的笔墨和才华用于建构文明和召唤心灵的时候了。这就要求文化的创造主体和消费主体不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进行充分的道德体验和赋以正确的价值取向,始终坚持以义制利、以义驭利、以义导利、以义帅利,而决不可因利失义,更不能惟利是图。因为只有文化主体具备了正确的和科学的义利观,文化创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才会形成刚健而有益的价值,才能发挥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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