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影响的若干认识

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着眼于“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以及争取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我们认为，透视上述世界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的主要观点，可以得出以下若干认识。

从金融危机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中国模式将改变世界”等观点传递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教科书，它完全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断，即“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5页）我们认为，对我们党更好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来说，现在是个机会。我们很有必要利用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它促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再度复兴，以及更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无比巨大的优越性等强有力的事实，加强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基本理论的教育和宣传，从而更加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光明前景的信心。

这里有必要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再度复兴，我们其实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受到欢迎及其受欢迎的程度，从来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即使马克思及其理论观点在西方社会形势大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倍受攻击和嘲笑的情况下，西方也始终有一些不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偏见所左右的专家、学者这样那样地肯定和推崇马克思及其卓越的思想成就。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世界正在流行的“中国模式将改变世界”的观点无疑也是这样。我们认为，该观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的复杂心绪，可能意味着西方借机变相地再度鼓噪“中国威胁论”的图谋。而且，从西方政界人物在他们“十分关切的”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后正在加快的“全球力量失衡”问题上抛出的一些观点，诸如加拿大总理所谓“新兴经济体必须在解决全球经济与贸易失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英国]伯纳德·西蒙、弗朗西斯科·格雷拉：《加拿大总理：新兴经济体须参与解决全球失衡》，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3月31日）的观点，从西方在“汇率与缓解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和碳排放指标等问题上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西方各国媒体不停炒热“中国能否救世界”的话题，我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仍在玩“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危机全球化”的战略把戏，想借所谓坚持“增长与责任”原则之类冠冕堂皇的由头，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转嫁危机。因此，我们未来承担西方所谓的“国际责任”的压力空前加大，需要更高超的智慧坚持“责任与义务平衡”的原则。还有须臾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在这场金融危机明显加快世界各种力量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步伐的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定也会因为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厚望而面临国际责任压力加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必须向世界科学阐明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承担国际责任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我们要在继续努力消弥“中国威胁论”不良影响的同时，小心提防西方舆论鼓吹“增长与责任”原则背后制约我国又好又快发展的阴谋陷阱，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还有必要指出，尽管“左翼终于获得巨大的发展契机”是时代发展的新的强音，但是也不能否认，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来说的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是否已经走出低谷的问题上，我们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这不仅因为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在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并未成为主流，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迄今为止都还没有提出“雄心勃勃要实现变革的观点”，“未能缔造出超越社会—民主党派的党派和社会运动”。（[加拿大]利奥·巴尼奇：《十足现代的马克思》，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现在面临的这种情况，使我们不禁想起邓小平1988年10月17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的那段极其精辟的话：“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它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总的来看，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衰弱，它们的影响也在缩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4页）当然，如果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仍然反复出现、程度不断加深并导致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开拓创新和谱写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篇章，我们并非不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将日益活跃在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舞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成功走出“苏东剧变”以来的低谷，并将再度迎来自己具有浴火重生性质的新的发展与辉煌。（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