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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www.fjsen.com 2010-08-09 18:04   来源:北京日报    我来说两句

中国人均GDP去年就达到3600美元,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各类陷阱已不同程度地凸显,如何在加速发展中越过这些“陷阱”,是执政党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实际上,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前景的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这充分表明,党中央早已充分意识到我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是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也是与当前阶段的发展特征紧密联系的。对此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治国方略。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挑战—应战”模式,也是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思路。

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以下四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原因。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类要素(土地、资源、能源、劳动等)成本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减少。比如,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利润空间,导致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弱。此外,中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就会出现所谓“超常城市化”,污染加剧、交通拥挤、公共服务欠缺、形成各类贫民窟、大量的犯罪等等。

社会原因。即经济增长也是“双刃剑”,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面,又带有摧毁性的一面,还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台湾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这些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政治原因。即我们面临着一个“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在改革过程中,最初的推动者由于从一种改革模式中获益,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可能会退化为下一步改革的阻碍者,因此改革可能会越改越难,甚至停滞不前。

国际原因。当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国家普遍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30年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已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到了不得不重视的程度,于是又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声音。现在,西方国家对我国民主、人权以及民族问题的丑化攻击此起彼伏,国际贸易上对中国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也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世界舆论环境,即“西风压倒东风”的格局,并未随着中国崛起、不断强大而根本改变,相反某些方面还有恶化的趋势。

上述四种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特有的“收入差距陷阱”,“政治民主化陷阱”等等。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发现“陷阱”,准确地识别“陷阱”,智慧地避开“陷阱”。

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

当今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要从经济入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的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从低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从不公平发展转向公平发展,从不协调发展转向协调发展,从不可持续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

有人认为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西方的民主引进来。这似乎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时期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都解决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开始出现民主诉求。政府要回应老百姓的诉求,主动或者被动地民主开放,因此容易形成所谓的“民主高潮”。但是,一旦任由这种民主特别是“街头民主”诉求无序膨胀,就可能落入一个“南辕北辙”的局面,就会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

因此,现代化必须在长期的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

我想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无论是党中央,还是人民群众,都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智慧,中国绝不会误入“中等收入陷阱”。(作者为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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