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诚然错了。”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无不促使人们重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倒是梁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的一句话，更值得回味：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一一失之于太早。”在中国革命成功了30 年后，在梁漱溟亲眼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之后，他仍然坚持说自己的所见并没有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是，梁先生当年所看到的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解决，从而使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仍然是有意义的。

■梁漱溟“新礼俗”的深义

细读《乡村建设理论》 ，我们会看到，梁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既然国家权力建立不起，难道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建立国家权力吗?如果这样看，那梁也应该认为建立一个新国家是惟一的出路。但是，梁却认为，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不是一时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永远存在的根本问题。正是因为国家权力屡屡失败，要救国就必须走另外一条道路。在他看来，这条道路，就是从中国文化的自身出发，建立一套新的社会构造，即一套新礼俗。

这个现在看来似乎荒唐的结论，或许正是梁漱溟自以为看得更深的地方。梁认为，靠政治的路是解决不了中国当时的问题的，因为当时问题的核心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失调、社会崩溃。国家权力只是解决这个更大的问题的一个途径。既然这个办法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必须想别的、更适合于中国的办法。而在革命者看来，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恰恰是当时的中国存在的最要害问题之一。正因为梁认为中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即使在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他所看到的那个根本问题仍没有解决。那个根本问题是什么?我们也许会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不得复兴。诚然，梁先生在很多地方也有过这样的说法，不过，梁先生并不是无道理地坚持民族文化的本位。但是在他看来，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没有使中国的状况变得更好，反而造成了一个东不成西不就的尴尬局面：“在此刻的中国社会，就是东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变，一面又往这里变，老没个一定方向。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在来回矛盾中，有时讲这个道理，有时讲那个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大家彼此之间，顶容易互相怪责。”他举了两个具体的例子来谈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如一般官僚，辄自谓为公仆，话讲的很好听，事实上不然。以多数的老百姓那样子穷苦，如果让南京的院长、部长一幸席，站在乡下人中间，说这是大家的公仆，主仆之间，未免有些不像;实实在在的说，仍然他是老爷。所以与其在理论上说他是公仆，倒不如从前的伦理社会称为父母官者尚比较切近。这都是理与事的冲突。

这样的伦理混乱才是梁所看到的真问题。西方文化的输入不仅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把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局面在今天也未曾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还进一步严重了。不管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被打破而造成的，还是因为中国还不够现代化所导致的，都是半个世纪前和现在都共同存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一套“新礼俗”。“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国家的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有社会演习成的礼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