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最后走向和局，是很多杰出的政治家努力的结果。但以往对南方革命党的支持力量之一——江浙沪士人群体的贡献，并没有充分评价。而这个群体中以赵凤昌为代表的常州英杰也没有受到相应重视。今天重新审视辛亥革命，这个视角是不能再被忽视的。
笔者怀着双重敬意，向读者诸君推荐《民国诸葛赵凤昌与常州英杰》。
第一重敬意奉献给辛亥革命，第二重敬意则奉献给为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作出特殊贡献的赵凤昌。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干支纪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由革命党策动的湖北新军起义在武昌爆发，经一夜激战，起义者夺取省城，次日即布告天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九角十八星铁血旗取代黄龙旗，飘扬在武昌城头。此后40多天，民军在汉口、汉阳与南下清军激战，湖南、陕西、江西、江苏等省则纷起宣布对清廷易帜独立，260余年的清王朝以及沿袭2000余年的专制帝制的崩溃，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值此历史关头，革命党的“共主”孙中山从美国转赴英国，为未来的共和政权争取外交及财经支特；革命党的另一领袖、多次武装暴动指挥者黄兴则从香港赶往上海，偕宋教仁等奔赴武汉前线，随即投入阳夏苦战。
清政府方面，在怒斥弃武昌而逃的湖广总督瑞澂、统制张彪的同时，立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新军，以及海军大臣萨镇冰率领舰队，从水陆两线合击武汉。然而北洋新军并不听调于满洲贵族荫昌，清廷只得曲意敦请三年前罢官在家乡河南彰德洹上的袁世凯，袁氏则一面与朝廷讨价还价，一面集结北洋部属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对湖北民军给予军事打击，在夺取汉口、汉阳之后，又与民军停战议和。袁氏的谋划是，以民军及各省独立的威势，迫清廷交权给袁氏，又以手握重兵及汉阳一胜之威为资本、以清帝退位为诱饵，迫民军让权。
英、法、日、俄、德、美列强，密切关注中国政情的剧变，一面竞相往长江中下游调集军舰等战力，对民军保持军事压力，一面在清民两方加紧外交斡旋，试图火中取栗，保护并扩大其在华利益。辛亥年末的中国，确乎存亡危急之秋，既预留着创建共和的机遇，也面临着分崩离析、列强干涉瓜分的危险。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一批江浙沪士绅聚会于上海南阳路10号的一座名叫“惜阴堂”的小洋楼，商讨中国的去向，而楼主是布衣赵凤昌。常州人赵凤昌（1856―1938），不仅是惜阴堂聚会的东道主，更是民国建立前后这关键的一年间一系列聚会的精神主脑。
赵凤昌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首席幕僚，昔时武昌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流传，足见赵氏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后因政敌攻讦，张之洞忍痛罢黜赵凤昌，赵氏自此脱离官府，却携带着张氏的关系，以一介布衣活跃沪上，赵宅不仅成为张之洞搜集内外信息的基地，也是湖北派往海外留学者的中转站。赵凤昌更在工商经营、政治交际中，建立起广泛的中外人脉，社会影响力日渐壮大，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中，赵氏皆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由于赵氏明确了自己的清朝体制外身份，又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不断汲纳新知，故其政治倾向日趋进步。至辛亥首义前后，他的反清立场已基本形成，不过他决非那种呼唤高调的孟浪之士，而是实实在在地于沉潜中推助时代大潮。他与其密友庄蕴宽（1866―1932）等江苏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前后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同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均有深度联系，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其在上海的寓所惜阴堂，成为辛亥首义后一段时间江浙沪政要、士绅与革命党聚会议事的要地。武昌起义不久，赵凤昌即拟订政见五条：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
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拜永久之竞争。
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
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
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此确为老成谋国之金玉良言。为实现此五条，赵凤昌等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努力。
武昌起义消息传至上海，赵氏即邀集张謇、庄蕴宽及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和孟森等来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上海光复，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赵氏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
当阳夏战争激烈展开之际，黄兴以红十字救伤队作掩护，乘英轮从上海赴武汉，时为中学生的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参加救伤队，勇赴战火纷飞的武汉，赵凤昌亲登轮船甲板为女儿送行，赵志道开始还担心父亲阻拦，但赵凤昌“既未责难，亦未劝阻，且慰勉有加”，自此女儿始知“先君早已倾向革命矣”。
赵志道从阳夏战争前线“乘船返沪”，见到一个颇有历史意味的场景：
先君已除辫，终日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座上客有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张季直、庄思缄、汤蛰仙等。所议为电请清帝退位及劝袁世凯赞助民国等事。南北议和时，先君常去观渡庐与伍廷芳策划和议条件。闻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国徽寓以农立国意，皆出先君倡议。
以惜阴堂为枢纽，江浙沪士绅与孙、章及宋教仁、张謇（季直）、庄蕴宽（思缄）、汤寿潜（蛰仙）等人议及民国创建的种种关键问题，又与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势力交相往还，并同外国使团反复沟通，竭力预防列强干涉，促成清帝退位，从而对辛亥首义以后的中国政局走势发生影响。
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从武汉转移到沪宁，当然是全国大局演变、各方力量对比所致，然与赵凤昌等人前台幕后的纵横捭阖有相当关系。人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山中宰相”，实不为过。此时的赵凤昌鼎力支持孙中山、黄兴。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昭著，赵凤昌等又首先主张袁世凯从大总统位下台。
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历史关头，心忧天下，超越党派，运筹帷幄，大处着眼，实处着手，且始终与历史前进的大方向相切合，诚古今中外罕见之布衣谋略大师，称之为“民国诸葛”颇为恰当。从历史的纵深处考察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对民国创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归之于他们的政治智慧，更与其厚重的经济、文化含量大有干系。
就经济言之，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江浙即为中国首富之区，故治理天下所赖不出二者：“西北甲兵，东南财赋。”在某种意义上，惜阴堂参议者便代表了“东南财赋”，这是惜阴堂意见举足轻重，无论孙、黄还是袁世凯，乃至外国人必予重视的原因之一。
就文化言之，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江浙乃学术渊薮，乾嘉以降的今文经学发达于此，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开创常州学派，上承《公羊》经说，下启道（光）咸（丰）的龚自珍、魏源，以至光绪间的康有为，成为近代变法思潮的一大源流。因之，从1911年辛亥革命往前推的晚清新政“中国近二十多年一切进化之动机皆发起于东南而赞成于西北”是当时所有政界人物们都一致公认的事实。清民之际的赵凤昌、吴殿英、庄蕴宽等承袭“通经致用”、改革求变的常州家训祖脉，在新时代召唤下，一路走来，顺应并敦促辛亥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大历史转机，此诚旷世之伟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