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对墨家思想的自觉践行

在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研究中，人们大多注意到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而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墨家思想。有学者指出，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除了儒家思想及其心性之学外，还有两个明显的思想渊源。一个是墨家，一个是明末清初的经世之学”。毛泽东出身农民，来自底层，“如果说他对大本大源和圣贤仁人的追求，是明显接受了颇有士大夫气的传统儒家英雄主义人格理想的影响，那么当他进一步摸索立志、修身做圣贤的具体途径的时候，重劳动、讲勤苦、求实效的下层社会的观念、习俗，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人生信念，影响他的人格理想，从而带有浓厚的墨家色彩”，也即“引儒入墨”或者“以墨填儒”。还有学者认为：谭嗣同的学说虽然对青少年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谭与中国儒学传统的哲学家一样，并没有把体力劳动放在重要位置上。在这方面，毛泽东与强调“力”、“强”、体力“劳动”的墨家和颜元哲学倒有更多的相同处。其实，颜元思想具有非常明显的墨家特征，墨家思想是通过颜学自然而然地影响到青年毛泽东的。毛泽东主张圣贤救世，其实不止是儒家主张圣贤救世，毛泽东也将墨子看成救世圣贤。他在《伦理学原理》中批注：“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墨翟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他服膺曾国藩，也并不是因为曾国藩是理学大师，“主要恐怕是曾并‘圣贤’（修养）‘豪杰’（事功）于一身，很符合毛当时的口味和志向”。曾国藩兼儒、墨、道、法于一身，他总结自己是“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其立身持家之勤俭，是以墨家精神为标准的。他还认为墨家精神不只可以用来处身治家，还可以用来“救民”：“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爰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在湖南一师期间，毛泽东不论寒暑坚持冷水浴，还与萧子升、蔡和森等不带分文进行了长途旅行和农村调查。这种“以自苦为极”的实践精神，正是墨家一贯提倡的。“显然，青年毛泽东对墨家的阶级出身、生活作风、行为方式，有着深深的共鸣。”毛泽东所组织的新民学会，从其对学会成员的各种规定看，也十分近于墨家的精神。在新民学会中，他主张体力劳动，主张工读主义：“我现在很想做工……我现在颇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这正与墨家崇尚体力劳动的思想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