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可以积累，财富可以积累，经验可以积累：这些人们都知道。容易被忽略的是：风险也可以积累。虽然“福之将至”的思维方式人们普遍欢迎，“祸之将至”的思维方式受到普遍抵制，但现实并不因人们愿意便将福气一个个推到你眼前，也不会因为人们不愿意就将祸水一波波远远引走。风险永远在安宁、安逸、安详、安乐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积累。这一现象，似乎还不像老子描述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那样简单。
以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为例。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该王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时期达到盛世，史称“康雍乾盛世”。按照西方统计，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令当时列为世界头等强国者如大英帝国，也一直无法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虽然持续百年以上的好景并不短暂，但坏事来得却十分突然。紧随“康雍乾盛世”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败及由此开启的无穷无尽割地 赔 款 之“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衰世”。从持续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到持续70余年的“道咸同光衰世”，中间竟然只间隔了一个嘉庆，嘉庆皇帝还搞了整饬内政、整肃纲纪的“咸与维新”。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速度几乎连让人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只有让后人扼腕感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了。
这是一个社会从安宁、安逸急剧过渡到动荡、动乱的典型。在这个王朝中，经济曾经持续发展，社会曾经呈现繁荣，不但将延续近两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经营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以茶叶、蚕丝等农产品和大量手工艺品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也发展到了十分精致的地步。这些成就营造的繁荣与安宁，其副产品是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是不思变革，满足于现状。纵然当时内部不稳定因素已经日益凸现，也认为不难控制，无碍大局；纵然外部的挑战也已经日益明显，也认为天朝大国以刚柔并济两手对付那些“蕞尔之邦”，不难羁縻。如此氛围中，即使统治阶层中志向远大、目光锐利者，其思维视野也不得不受到极大局限。
被称为中国近代以来“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南方实施禁烟时，最初同样对面临的危险估计不足，认为战胜对手不难。1840年八月初四，林则徐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这样描述英国侵略者：“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协力齐心，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持这种认识的不只林则徐一人。另一位民族英雄、两江总督裕谦，在林则徐的奏折之后13天，也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同样认为对手犯了兵家大忌，必败无疑：“海道数万余里，刍粮一匮，后继为难，此一忌也。远涉重洋，动经逾岁，前师一败，后师莫援，此二忌也。该夷国富民贫，一旦驱斗于数万里之外，何有敌忾之心，此三忌也。夷炮虽烈，然不利仰攻，且船与浪低昂，施放亦难得准，此四忌也。夷船笨重，吃水极深，一遇水浅沙胶，转动万难，此五忌也。夷船虽固，然不利于火，我若用火攻，彼船顷刻焚毁，此六忌也。夷兵腰硬腿直，结束紧密，一仆即不能起，不利陆战，此七忌也。夷人不服中国水土，或出天花，或染时疫，死亡相继，此八忌也。”裕谦的结论是：“该夷犯此八忌，其败可立而待。”
但是战事的结局，是裕谦兵败投水自尽。
这是一段让所有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历史。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长期沉湎于安逸与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成为灾难的来源。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不镇静。”
灭顶之灾就这样在力图保持的安宁中被积累了起来。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多罗斯福在其演说中，更将清王朝引为前车之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就是 2000多年前孟子的那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能够把人们从安宁中拉出来审视风险的，是忧患。忧患的前提是前瞻。没有前瞻，不远眺天边变幻的风云，不思考前方可能的沟坎，只看见脚下花团锦簇，哪里来的忧患。
70多年前，近代史专家蒋廷黻发问过：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今天新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获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我们能不能继续这样针对过去、针对未来、针对自身发问下去？能不能在一个个设问和解答之中使我们的目光更为远大、心胸更为宽阔？
这是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真正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