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戴震思想及其学术地位

在清代人眼里，戴震首先是乾嘉时期杰出的考据学大师。他一生勤学，著述不倦，晚年入“四库馆”校书，据说《四库全书》中的“经部”之书皆经他手定。清代考据学虽由顾炎武等人发轫，但到了戴震这里才形成完整的理论和清晰的治学方向。戴震指出，治学必须由训诂﹑音韵等“小学”入手，先通字义而后了解义理，象宋明理学家那样单纯注重精神修养是无助于理解儒家之“道”的。清代经学家基本上接受了戴震的理论，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引之等人都是杰出的文字学家，对清代学术有重大贡献。直到民国时的胡适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中还可以依稀看出戴震考据学方法论的影响。

戴震虽以考据学大师著称于世，但他本人更为看重的是自己的“义理之学”。在乾嘉朴学重考据而轻思想的时代氛围中，他的“义理之学”并不受重视。当时的学者普遍沉迷于繁琐考证的风气之中，对哲学思辨不感兴趣，认为戴震指斥宋儒﹑谈论义理只是标新立异，存心与宋学作对，是学术精神不够纯粹的表现。但是到了清末民初时期，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戴震的哲学思想忽然一跃成为近代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先驱，好评如潮。这其中如梁启超赞颂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是以“情感哲学”取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章太炎则推许颜元与戴震为“叔世之大儒”。在近代以来的文化巨子中，鲁迅对中国旧文化黑幕的批判深度与高度至今无人企及，他以小说﹑散文的形式揭露“吃人的旧礼教”，其思想脉络也明显与戴震的“以理杀人”说一脉相承。（见许苏民著《戴震与中国文化》）

戴震重视理性，倡导实事求是的求知方法，是儒家传统中“智识主义”（余英时语）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先驱，他同时代人称颂他“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梁启超则称他“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这应该是对戴震思想最恰当的评价。（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