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可并乾嘉：铸造古籍整理的新典范

古籍整理始终是古史辨派致力的重心。顾颉刚的疑古事业，承绪郑樵、姚际恒、崔述等人的辨伪传统及乾嘉以来的考证风气，由辨伪书而辨伪史，为辨伪史而考古籍，古史辨与古书辨就这样二位一体，而所谓的古书辨就是古籍整理。在启动了一场全面颠覆经学古史系统的“史学革命”的同时，顾颉刚还开启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崭新时代。

整理前代古籍是历代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只是到了顾颉刚，陈陈相因的古籍整理面貌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科学打败了经学。其中，考辨典籍的成书时代，尤具特殊意义。《尧典》不是尧时载记，《禹贡》也不是夏时版图……由经书而诸子，老子、墨子、杨朱、荀卿等纷纷被列入考辨的视野。虽然对于诸典籍的年代考索还有种种争议，有的至今未能定论，但是，经书与诸子的年代，终于作为一个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在“层累说”的理论视域中整理古籍，不但古书的造作年代，连所述内容等等，都必需经过科学的考辨才能得到承认。如同余英时所说，在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之内，顾颉刚的“层累说”，“的确建立了孔恩所谓的新‘典范’”，“开启了无数‘解决难题’的新法门”。这一典范的铸就，是顾颉刚对于古籍整理事业作出的革命性永久贡献。

顾氏不但提供了古籍整理“范式”，他还以丰富的古籍整理实践，为学界提供了现代古籍整理的最佳样本。在《尚书·大诰译证》中，他调动了几乎所有的古文献与相关的“传”、“注”材料，会通汉魏以后各类专家的学说的精华，结合考古、古文字学材料，从语言方面寻出头绪，译成今语，作成考证。杨宽认为顾已做到“著为定本”，许冠三则说，这是顾颉刚“合疑古、辨伪、考信为一”之作。

以古史重建为核心，顾颉刚的一生，在古籍整理实践方面多有开创，并屡屡制订富有远见卓识的古籍整理规划。他是古籍今译的最早尝试者，二十四史点校工程的最早规划者和启动者……顾颉刚还有许多古籍整理规划，由于时代限制，虽无法在他生前落实，今天却都成为学界古籍整理的重点。如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曾提出编辑“经藏”的设想，并为此制订了系统的整理计划，今天学术界对于“儒藏”的整理，可以说是顾颉刚“经藏”计划的延伸。丰富的前瞻性使顾先生的诸多宏伟规划，与其他学术成绩一样，成为不可忽视的宝贵学术遗产。

而顾颉刚在古籍整理事业上所达到的高度，可能也将最终决定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如果说，乾嘉学派所从事的是汉代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古典文献整理”运动，那么，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的事业，则是继乾嘉学派之后又一次带有典范意义的“古籍整理”运动，而且，这次“整理”与乾嘉不同，“乾嘉学派”的整理仍然是在“传统”的范畴之内，而“古史辨”则是在“现代”范畴之中，从而给今天所有的古典研究奠定了基础。

包含并远不止上述内容的《顾颉刚全集》，于先生辞世三十周年之际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顾颉刚的逝世，不仅是史学上的胡、傅、顾时代的结束，更是中国古典学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终结，但“古史辨”派肯定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