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济贫力图赢得民心

朱元璋在开国以后，以史为鉴，深知国富民穷的王朝断难久长，故主张“藏富于民”。他说：“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明太祖实录》卷176）又云：“大抵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明太祖实录》卷250）因此在洪武时期，明廷上下注重移民屯田，鼓励垦荒，还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降低商税，减免赋役，务求富民实效。然而，自元末兵燹以来，社会积贫已久。至明初，“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食；不幸水旱，年榖不登，则举家饥困。”因此，面对天灾，救灾济贫成为明初“藏富于民”实践的重要前提和重要举措之一。

历史上，救灾济贫常常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且多流于形式。洪武时期，荒政则受到朝廷高度重视。明太祖曾言：“君之养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饥寒，为之衣食。”（《明太祖实录》卷177）史称：“太祖之训，凡四方水旱辄免税，丰岁无灾伤，亦择地瘠民贫者优免之。凡岁灾，尽蠲二税，且贷以米，甚者赐米布若钞。又设预备仓，令老人运钞易米以储蓄。”其“在位三十余年，赐予布钞数百万，米百余万，所蠲租税无数”（《明史·食货志》）。除了拨付救灾济贫款项，朱元璋还侧重加强民众抗灾自救能力。概言之，面对天灾侵袭，明太祖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既树立了朝廷的负责任形象，又增强了政府的凝聚力，赢得了民心。毋庸置疑，救灾济贫实为获取民心、形成治世的重要前提，为“洪武之治”的出现夯实了经济社会基础。

借“灾异之来”整顿吏治

朱元璋从元亡明兴的历史中总结出，“欲成善治”，必须整饬吏治。否则，“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默然”，甚至“大为民害”。如何治吏，朱元璋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严惩救灾失职或救灾不力的官吏是明太祖藉以致治的重要举措之一。

因天灾而检讨，多为历朝官样文章，做“秀”罢了。朱元璋此举，则真切务实，意在整顿吏治、培养官员恤民勤政之风。朱元璋称：“灾异之来，乃上天垂诫，所系尤重。”（《明太祖实录》卷45）所以，一遇天灾，他多敕令官员认真检讨行事理政之失误，以求资治益民。如他曾敕谕河南官员：“河水漂没数州，田园一空，桑麻尽为所荡，良由牧守非人故耳。方春东作将兴，民无衣食，何以立命？……尔为牧守者，宜加修省，以惠养其民，毋违朕命。”（《明太祖实录》卷142）此类用心良苦的上谕，朱元璋总是不厌其烦。至于坐视民困者，朱元璋向来严惩不怠。如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下谕：“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养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还言：青州民饥，有司不以闻，是岂有爱民之心哉！亟遣人驰驿往赈之，就逮治其官吏。”（《明太祖实录》卷188）此次“逮治”的青州府知府贾绍祖等十七人均遭降职惩处。甚者，明太祖对救灾不力官员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如洪武十年，户部主事赵乾救灾不力，明太祖怒而杀之。

正是因为朱元璋在惩治救灾不力及漠视民瘼官员方面雷厉风行，绝不手软，官场为之一振，吏治得以整肃，各级政府日趋高效，救灾恤民成为朝廷及各级官员之急务。凡此，为“洪武之治”的出现提供了保障。（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