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就必须是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的统一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是始终重视理论的，只是反对那种空洞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理论。他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4页）这正如他在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他这时就把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由此可见，把理论与实际、坚持与发展、学习与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毛泽东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的态度。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要求把学习理论同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指出：这个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特别强调：“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在这里，把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同增强党的战斗力、实现党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深刻说明了学习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当年提出的这一要求，在今天仍然有着现实而紧迫的意义。

毛泽东从我们党的状况出发，指出：“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他说：“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0页）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积极推动全党学习理论，他先后为党内学习理论开列过5本、12本和30本马列著作的阅读书目。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倡导12本干部必读书时曾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可谓语意恳切感人，殷切期望跃然纸上。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毛泽东深知，如果不读马、列，不倡导读马、列，对党来说是十分危险的。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林彪、陈伯达“称天才”的语录闹剧，欺骗了不少同志。毛泽东曾对此痛心地指出：“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他特别提出：“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当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永远记取这样的历史教训，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此可见，他始终是把党的理论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基础工程，是加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很显然，如果没有正确理论的武装，就会像列宁警告的那样，党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列宁全集》第6卷第36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正是基于这种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和自觉，我们党成立以来就把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并在曲折的发展中，形成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学风。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以发扬光大的革命传统。

毛泽东十分强调党内要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才会有团结的基础，也才会有战斗力。他说，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世情和国情来说尤为重要。事实证明，理论的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只有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把握历史的主动，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明辨是非，坚定党的立场；才能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中，有力地抵制各种诱惑，防腐拒变，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胜利的今天，党内外却出现了相当严重的理想失落的现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来说，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受一些错误的思潮的影响，使一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历史观被严重扭曲，拒绝崇高，嘲弄理想，游戏人生，也就成为一种新的时髦。一些共产党员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热衷于追逐“官帽”，不择手段地窃取国家资财。腐败不但使一些人的党的观念丧失殆尽，甚至连国家和民族的基本观念也化为乌有。腐败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毋庸讳言，这同对理论建设重视不够、理想教育缺失是相关联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历史赋予我们党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光荣使命。这使我们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考验，因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里重要的是，要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一旦出现失误又能够通过总结经验较快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毛泽东十分赞赏“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的提法，他甚至强调“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他说：“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上，第34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我们党所要求的领导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借助马克思主义这一望远镜和显微镜，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就能够站得高，看得远，就能够把握现在，预见未来。所以，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强调：只有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有助于“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一再强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