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攻坚克难、战无不胜的伟大旗帜。但是，在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直遭到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以及西方某些汉学家的误解和曲解。对此进行一些辨析，以辨是非、正视听，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义的领悟和把握，对于巩固和发展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话语权，提高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民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

历史上，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历来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而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国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当作“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在这种大党大国主义把持时期的共产国际，它所发出的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原则指导，变成干涉各党内部事务，使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对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大党大国主义的干涉和指责，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对此，毛泽东曾经回顾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不是用联共，而是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名义，由联共中央转发来的电报提出的)，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0页)甚至在1975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根据列宁关于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的多次告诫，强调“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之后，由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在1975年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现时代》一书，还在蓄意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为一谈，说什么“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言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1982年，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杂志还在发表《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文章。

然而，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却是没有根据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把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为全民族的普遍利益，声称它具有最高的价值，并打着民族的旗号去破坏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但这与重视民族差别、尊重民族特征，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又一贯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要充分尊重民族特征和重视民权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8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其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在年后的当时还是完全正确时，又特别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列宁则在1920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要求使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国家的差别。他强调说：“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而为此就“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一贯要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在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之所以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7-659页，1991年版)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所谓“民族主义”毫无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