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的起因

“文革”起因的探讨一直是“文革”史研究的重点、难点。金春明认为“文革”的发生既有特定时代大气候的因素，又是国内外、党内外诸多矛盾的蕴聚和总爆发，没有毛泽东的错误决策，不可能有“文革”，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长期封建主义的浓重遗留和政治体制中的严重弊端，“文革”也是有可能避免的。要用辩证的方法和态度，从多个方面考察“文革”发生的原因。

如何进一步深化“文革”研究，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张静如指出，对“文革”要在宏观上否定，微观上细致分析。杨凤城提出从历史的“长时段”研究“文革”。蔡乐苏强调要跳出“文革”来研究“文革”。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文革”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王宇英强调了口述历史在“文革”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郭若平以福建“文革”期间出现的部分小报为事例，强调“文革小报”在“文革史”研究中的历史学术价值。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不再被忽略

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过去一直比较薄弱，甚至被忽略。近年来，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非常活跃，渐成热点，呈现出新的气象。学者们对两年徘徊时期的党史研究重新审视，逐渐作出了较多肯定的评价。张金才认为，这两年是“前进”的，但“前进”并不顺当，有曲折，有斗争。应理直气壮地如实肯定这两年。覃采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理论准备密不可分。这两年的理论准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四人帮”的反动言行进行了驳斥，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确立了新的历史任务，探寻了历史前进新的方向、出发点和具体道路。程中原认为这两年处于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已经开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子，是为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学者们充分肯定两年徘徊时期的对外开放。张旭东认为这两年中共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并发展到利用外资，突破了对外引进的禁区，实现了对外引进政策的重大转折。李妍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

关于改革开放的缘起和主线

曹普认为改革开放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严峻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孙大力认为，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基于对“文革”教训、中国当时落后面貌、当时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巨大差距的反思。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其主线是什么？这是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陈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主线。郑必坚和李君如认为改革开放史的主线是解放思想和解放生产力。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仍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难点和热点

于光远、韩钢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产生和放弃的历史过程、放弃的原因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若干独到见解。刘晶芳着重从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过早放弃的原因。李伟则认为毛泽东思想中根本就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鲁振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提出总路线过程中的若干关节点进行再考察，有助于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细化和深化。

关于周恩来研究

周恩来研究的难点是对他的晚年，特别是在“文革”中的作用的评价。金冲及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周恩来在“文革”中两难处境下的所作所为的评价是公正的。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最初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但他是拥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张的。随着“文革”的发展，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出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他选择了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发挥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石仲泉针对研究中存在的对周恩来的一些非议，认为周恩来一生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那种诬称周恩来“表里不一”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196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周恩来曾给“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对这封信党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解读。陈扬勇就此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周恩来写这封信，既反映出他在感情上站在那些拍案而起、“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一边，同时在理性上又不太赞成采取这样一种斗争方式；既希望老同志能积极抗争，又希望老同志能注意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