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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选人用人机制的历史与现实
www.fjsen.com 2011-05-30 17:05  王海光 来源:学习时报    我来说两句

选拔和任用官吏是国家大典。国家能否选贤任能,事关国运的兴衰。古今中外都是把官吏的选用制度视为国本。同时,官吏的选用制度也是发展变化的。时代的变化,政治体制的不同,官吏选拔的标准和程序大不一样。人治社会中,官员是父母官,百姓是子民,权力是对上负责的。法治社会中,官员是公务员,民众是主人,权力来源和责任取向是一致的;选用官员的规则公开,操作透明。总的发展趋势是,社会越进步,政治的透明度越高,官职的开放度越大。

在封建体制下,实行的是血缘世袭的封臣制度,贵族集团垄断仕途,是封闭的政治系统。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实行的是家天下的权力授受制,官僚体系下的各级官员实际上都是皇帝的家臣。所谓“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实行的是人民主权原则和民选制度,官员是职业管理人,权力为人民授予,要为选民负责,责任取向明确,政治透明度高。我们当前是在政治民主化和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干部选拔和任用的制度建设,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过去战争年代,用对了干部,就等于拉起了一支武装,打下了一片地盘;用错了干部,就会吃败仗,丢地盘。改革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之所以取得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就是因为在中央有了一个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领导集团,地方有一批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领导干部。在今天,经济发展已有了相当成绩,而腐败屡禁不止,社会矛盾日渐激烈,干部路线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用对了干部,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抑制腐败,缓解社会矛盾,推进政治民主化;用错了干部,则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剧腐败的蔓延,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变成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权贵资产阶级。但是,与战争年代相比,改革年代干部标准更丰富。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亟须稳妥推进的情况下,考察使用干部的工作难度就更大了。

处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干部制度,新旧并存,中西合璧,一向是比较纠结的。在制度设计上,既有人治的成分,也有法治的因素,相比而言,人治大于法治;在干部的责任取向上,既要对上级负责,又要对民众负责,相比而言,对上大于对下;在制度建设上,既要强调国情,又要讲国际接轨,相比而言,国情大于接轨;在干部使用上,既要决策集中,又要程序民主,相比而言,集中大于民主。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文章中讲到的那些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至今依然存在,并且在新形势下,与资本有了新的结合,腐败问题的发生更胜于过去。在这种比较纠结的干部制度下,知易行难往往是一种常态。比如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考核干部不要 GDP万能,提拔干部不要让老实人吃亏。但在下面具体操作中,政绩就是讲GDP指标,老实人就是吃亏。这确实有一个具体的制度安排问题。

中国历史上对官员选拔工作高度重视,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章法。从两汉乡举里选的选贤良、举孝廉,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克服了爵位“世袭”、“荫任”、“赀选”等血缘世袭的弊端,提供了士人进入政权的制度渠道。西方的文官制度就是借鉴中国科举制度而形成的。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怎样选拔和任用人才的论述很多。其识人用人的政治智慧,对现代社会中考察官员的德、能、勤、绩,也不无启迪的意义。如:春秋战国时代魏国的宰相李悝的“五视法”,秦国吕不韦的“六验法”,三国时代诸葛亮的“七观法”,可以看到在历史上的体制转轨时期的识人用人的方法。

这些考察人才的方法,是古代政治家执政经验的总结,说来也是很有些道理的。但这些方法是以明君贤臣为前提的,对选拔人的人的政治经验和道德操守有很高的要求。从根本上说,是靠人来选人,而不是靠制度来选人,人一走、茶就凉,很难长久。所以,前人也有“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的千古感叹。在科举选士的制度形成后,保证了王朝体制下的职业官僚队伍的稳定性,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对人类社会治理技术的一项政治发明。

但是,制度都是因时代变化而变化,因人事变化而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一项制度,沿用下去,必然有流弊丛生。科举选士制度亦然,到王朝末年已经选拔不出经世致用的人才了,有识之士多有批评。晚清诗人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王朝体制是对皇帝一人负责的体制,最大的问题是显规则往往流于具文,实际运作的是另一套潜规则,公义和私德是经常冲突的。以明朝名臣海瑞和张居正为例,从德能勤绩的标准上看,海瑞是廉臣,洁身自好,方正刚中,但行为乖张,搞不好同僚关系,做不来事情,但身后却成了为官的道德典范。张居正是能臣, “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对弊政洞若观火,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整顿吏治,改革赋税,巩固边防,使家业衰败的明王朝俨然有中兴之象。但他贪墨好色,私德不检,死后被政敌抓住把柄,抄家没产,改革事业也付诸东流。

作为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改革家和最优秀的行政管理专家,张居正提出了选人用人必须遵循的六项原则:一是“毋徒炫于虚名”。不为人的空名所迷惑,要看其实际才能与成绩。二是“毋尽拘于资格”。不为资历、资格所限,要看有无生气与发展潜力。三是“毋摇之以毁誉”。不要为舆论的褒贬所左右,要如实地考核。四是“毋杂以爱憎”。评判人不要掺杂个人的好恶偏见,要客观公正。五是“毋要以一事概其生平”。不要因一事一时的成败评判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工作。六是“毋以一眚掩其大节”。人无完人,不要因一次过错而全盘否定。他这里所针对的,就是皇权专制的官僚体制最容易出现的选人用人的六大弊端。

张居正是看到了官场的问题,也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但同时他本人也是问题官员。这就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在家天下的皇权体制下,最大的问题是:永远跳不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怪圈。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有一席著名的“窑洞对话”。黄问:历史上一些新兴政权,开始“其兴也勃”,后来“其亡也忽”。怎样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毛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但是,毛泽东没有将这条新路走到底。在他晚年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1980年,邓小平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时,对“文化大革命”教训有深刻总结:“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改革目标,就是实现民主政治。

过去历史上的政治体制,其选人用人的制度设计都是以贤人政治为目标的,对其道德操守特别强调,但往往事与愿违。而民主政治则是以常人政治为目标的,从制度设计上就是要防止选出的仆人偷主人的东西。这是一个动态的选人用人机制。时代变了,体制变了,用人的制度也得变了。现在爆出的官员腐败,一次次地不断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不能不让我们发问:是人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

前一段,温家宝总理跟网民在线交流时说,反腐败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这确实是说到了根本。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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