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进行预测是近年来国际经济界的一门“显学”。“十二五”规划把未来5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定为7%，但一般认为这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至少可达到8%以上。更有一些学者预计，鉴于中国充足的人力资源优势、发达的制造业、科技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可保持年均8%的增长水平。

比如，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前不久在出席由香港科技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发展论坛时就预料，未来 20年，中国经济将以平均每年 8%的速度继续增长，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林毅夫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看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观点。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创造了年均9.8%的增长奇迹，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到全球经济规模9%。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再创造一个30年的高速增长奇迹恐非难事。但是，这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上的，如果抽去这些前提，还按目前的发展方式进行，不但不可能再造一个经济增长奇迹，即使铆着劲动用全部资源保持10年的经济高增长，其所导致的后遗症迟早会爆发，并吞没经济增长的成果。

这些前提正如林毅夫所说，中国须要调整其内部经济结构，不能长期拥有大额贸易顺差，并需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现时很多大型银行只向高收入人士提供服务，而不少国企都获得政府资助，因此中国应对金融体系和电信等行业进行改革，防止垄断。此外，中国需解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事实上还不止于此。众所周知，中国30余年的经济高增长，是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失衡为代价的，如过度依赖出口与外部需求拉动制造业发展，内需与外需比例严重失衡；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投资增长，私人投资相对疲软；过度依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收支结构失衡；过度依赖东部沿海地区，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过度依赖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等等。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国民所得不多，致使对经济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多年都启动不了。

中国的发展方式是所谓粗放式发展，即靠牺牲资源和环境，以及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来谋取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说，在改革的初、中期，这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做大蛋糕，而对一个资本高度稀缺和技术高度落后的国家来说，要吸引外资和技术，就必须用优惠的条件，包括压缩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价格；那么，在蛋糕做大之后，特别是，我们自身的资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寻找投资机会时，还把追求GDP的高增长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以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失衡为代价，就成问题了。而现在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体制的惯性；政府掌控资源的能力非但没有缩小而且还在加强；多年高速增长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经济结构的固化；工会力量的弱小；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展缓慢；外部需求对中国过剩生产能力的消化等体制、结构条件依旧。

然而，金融危机把中国这种粗放式发展逼入了绝境，难以为继。金融危机首先打破了中国经济对外需的高度依赖。从过去几年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美国的消费。如果美国的过度消费能够维持，那么这种增长模式就能够维持，但危机恰恰表明美国的过度消费难以为继。尽管随着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走出危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开始恢复，中国的出口同比又有大幅度增长，但有了危机的教训，表明这种外需是随时可中断的。例如，今年2月，中国再次出现贸易逆差，而据估算，今年一季度可能首现贸易逆差。这就告诉我们，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发达国家的需求上。在后危机时期，各国为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人民币也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而人民币一旦大幅升值，对依赖外需的中国出口企业无疑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作用。

中国在危机时还实行了4万亿投资计划，其负面影响也正在逐步显现。由于 4万亿是以投资替代外需，以政府代替市场，同时加快银行放贷弥补市场流动性不足，以及延缓要素领域的改革，虽然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实现8%甚至更高的增长，但也恶化了投资和消费的矛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挤压民企生存空间，流动性泛滥导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等，更危险的是，它使政府干预经济的能量更大。

因此，如果说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提出了一个再平衡问题，那么，中国其实也面临着严峻的再平衡任务。换言之，中国经济若要再造一个30年的高增长奇迹，必有赖于自身再平衡难题的解决。它包括注重经济增长的平衡性，权衡好经济发展中的当前矛盾和长期问题；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平衡性，让社会个体公平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和成果；注重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友好的平衡等方面。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发展的主线来抓，重点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正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所在。但知易行难，这需要改革和决策者拿出非凡的勇气，需要社会各方有长远眼光，即使为自身长远利益计也应放弃部分眼前利益。否则，转变发展方式很难实质推进。所以，在再平衡问题上，我们其实没有回转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