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谈论打工文学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

首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既然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叫平民文学不也可以吗,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可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是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如此推理下去，打工文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所以，我认为，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不要怕消亡这个词，它往往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当然现在还不到消亡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不这样界定是不行的。这样说，似乎面太窄了，其实是突出了它的特定性，规定性。我大致同意这样的看法：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的冲动，形成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散文和打工诗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只能说它是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文学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其它作家的参与，加盟到打工文学创作中来，将之改造、加工、提升，几乎是必然的，由打工文学发轫，经文人提升，完全有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那个时候，是否叫打工文学已并不重要。但它肯定与打工文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同样地，打工文学作家经过不断修炼，能站在更高的视角上，作品以更成熟、更深刻的面貌出现，那也会不再仅仅属于打工文学的范畴。比如，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就超出了打工文学的惯常视角，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加包容的关怀来处理题材，这已很难说是打工文学了。但是，必须看到，最初的打工文学，强烈的切肤的真情实感是其根本品质，作者们并不掌握太多的技巧，用一腔热血在书写，故而并无功利色彩。

是的，“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及文学现象。就像“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特定现象一样。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化。没有限制，就没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打工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比如，郑小琼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流水线》、《清晨失眠者》等等就是非常典型的打工文学。《打工》写道：“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生命腾飞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当着陷阱，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苦咖啡/我把这个词横着，倒着，竖着，都没找到曾经的味，我流下了一滴泪”。在这些诗句里，浸透了作者作为打工者的痛切体验，非打工者很难有如此沉痛的言说。事实上，像郭建勋《天堂凹》，林坚《别人的城市》，周述桓《中国式民工》，王十月《无碑》，张伟明《下一站》，洪湖浪《牛小米外企打工记》，卫鸦《天籁之音》，曾楚桥《观生》，禾丰浪《一边享受，一边泪流》，等等，都是一些有深切情感内涵和认识价值的文本，却尚不为我们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