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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今生与今后
www.fjsen.com 2011-06-14 19:15  雷 达 来源:人民日报    我来说两句

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谈论打工文学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

首先,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概念界定的问题:既然世世代代都有打工者,今后的打工者也不会绝迹,那么有什么必要特别提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打工者是写底层劳动者、写普通人的文学,那叫平民文学不也可以吗,又何必称为打工文学呢?或者说,凡是写打工者的都叫打工文学,那么,打工者既可包括白领,也可包括蓝领,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相对意义上是打工者,那么天底下还有不是打工文学的文学吗?如此推理下去,打工文学的存在还有何意义?所以,我认为,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

在我看来,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它是应运而生长的,也是要应运而消亡的——不要怕消亡这个词,它往往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当然现在还不到消亡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不这样界定是不行的。这样说,似乎面太窄了,其实是突出了它的特定性,规定性。我大致同意这样的看法: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进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的冲动,形成打工文学,包括打工小说、散文和打工诗歌。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只能说它是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文学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其它作家的参与,加盟到打工文学创作中来,将之改造、加工、提升,几乎是必然的,由打工文学发轫,经文人提升,完全有可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那个时候,是否叫打工文学已并不重要。但它肯定与打工文学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同样地,打工文学作家经过不断修炼,能站在更高的视角上,作品以更成熟、更深刻的面貌出现,那也会不再仅仅属于打工文学的范畴。比如,像王十月的《国家订单》就超出了打工文学的惯常视角,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加包容的关怀来处理题材,这已很难说是打工文学了。但是,必须看到,最初的打工文学,强烈的切肤的真情实感是其根本品质,作者们并不掌握太多的技巧,用一腔热血在书写,故而并无功利色彩。

是的,“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及文学现象。就像“知青文学”也是一个特定现象一样。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化。没有限制,就没有质的规定性,任何事物包括打工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性。比如,郑小琼的诗《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流水线》、《清晨失眠者》等等就是非常典型的打工文学。《打工》写道:“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在村庄的时候/我把它当作生命腾飞的阶梯,但我抵达/我把它当着陷阱,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或者苦咖啡/我把这个词横着,倒着,竖着,都没找到曾经的味,我流下了一滴泪”。在这些诗句里,浸透了作者作为打工者的痛切体验,非打工者很难有如此沉痛的言说。事实上,像郭建勋《天堂凹》,林坚《别人的城市》,周述桓《中国式民工》,王十月《无碑》,张伟明《下一站》,洪湖浪《牛小米外企打工记》,卫鸦《天籁之音》,曾楚桥《观生》,禾丰浪《一边享受,一边泪流》,等等,都是一些有深切情感内涵和认识价值的文本,却尚不为我们所关注。

责任编辑:王秀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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