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受人凌辱、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独立自主、充满生机活力、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原因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当时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对这个理论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中国革命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分清敌友。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页）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辨真正的敌和友。二是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党中央领导人集中从事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就深入到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并在考察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另辟新路，及时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他所起草的《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报告和决议中，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四位一体地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道路这个主题。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名著。特别是1939—1940年，他先后撰写和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三篇巨著，从论述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到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再到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至此，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主要内容是：（1）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2）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就革命的动力来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主力军，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同盟者；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3）关于中国革命的步骤和前途，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4）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在探索中开辟出一条在农村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经过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5）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第二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有一个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大纲领。政治纲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经济成分组成。文化纲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适应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发展需要并为之服务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三大纲领，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得到充分体现。

二、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为了使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要求用一定名称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推进这一历史进程的是两大事件。

一是遵义会议。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遵义会议，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解决了当时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路线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以后，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在内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二是延安整风。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从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方法，是从认真阅读整风文件着手，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真正达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一致。毛泽东先后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个报告。经过全党整风，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实现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全党认识的高度统一。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革命功绩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共产国际经过长期观察，也充分肯定毛泽东。早在1938年4月，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如实报告情况，促使共产国际承认并支持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同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稼祥、任弼时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王稼祥选集》1989年版第138、141页）这就为评价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提供了有利条件。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著名理论家张如心就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并对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系统论述。1943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后来被全党接受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的过程。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随后召开的党的七大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1981年版第333页）这些充分表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既不是自封和自定的，也不是委任和指定的，而是全党的审慎选择，是历史形成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运用时不能照抄照搬，必须结合实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248页）列宁坚持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但是，“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1卷第273—275页）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期间，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对共产国际决议与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概念。他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第658—659页）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贡献。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涉及三个重要环节：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思想体系、基本原理、精神实质了解和把握的程度；二是对中国实际，特别是对中国基本国情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三是“相结合”的能力，即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主要体现为理论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历史经验证明，“相结合”和“中国化”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一旦离开它，就要发生失误和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伟大历程中，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民主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标志的毛泽东思想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