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著作汇编，由墨子初创，其后学增益。现存53篇，9万余字，包含多种文体类别。其中有丰富的思维语言艺术，是准确性和鲜明性、生动性和简练性、理趣性和功利性的统一，具有独特的原创性价值和意义。

意显语质：准确性和鲜明性

刘勰《文心雕龙》评价《墨子》“意显而语质”，即意义明显，语言质朴。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第三十七条说：“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说话写文，要求语言准确鲜明，与“意显语质”相通。

语言的准确性，即恰当性、真实性、正确性，恰如其分反映事实。《非攻（下）》说，墨子反对攻伐掠夺战争，于是当时的“好攻伐之君”，以“汤伐桀，武王伐纣”，都被“立为圣王”的事实为论据，为自己发动攻伐掠夺战争辩解。墨子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认为商汤对夏桀，周武王对商纣的战争，是“诛”，即以“正义讨伐非正义”；而“好攻伐之君”的攻伐掠夺战争，是“攻”，即以“非正义进攻正义”。二者本质不同。“好攻伐之君”的辩解，没有对“攻”和“诛”两个不同概念“察类明故”，分析论证，犯混淆概念和虚假理由的错误。

《公孟》载墨子与程子辩论。墨子引孔子的话，表示赞赏。程子说：“非儒，何故称于孔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墨子非儒，但认为孔子的话有“当而不可易者”。“当”即恰当、准确、真实。普遍真理，谁也不能改变，自然可引用。墨子这样说，以真理为依据，不存学派偏见，是合乎理性的思维。

口若悬河：生动性和简练性

《公输》载墨子止楚攻宋的说词，是生动性和简练性统一的典范，后代学者称之为“辩士悬河之口”，“意高词健”。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首先体现在形象性。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子像编剧本，假设“兼士”、“别士”两个人物，让他们进行表演，把“兼爱”和“偏爱”、“别爱”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为生动形象，表演得淋漓尽致。通过具体描写“兼士”、“别士”的言行，用对比方法，刻画鲜明形象，语言生动，感染力强。

《墨子》语言的生动性，表现在音乐性，铿锵有力，讲究语言的音韵节奏。《七患》说：“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句式整齐，两句一韵如诗篇。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墨子》语言生动，重视修辞。《墨子》是我国最早的逻辑兼修辞著作，讨论和运用多种思维和修辞技巧。《墨子》常用辞格，有比喻、排比、对偶、反复等，技巧娴熟有创新。《小取》说：“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这是对譬喻特点的说明。《所染》载，墨子见染丝感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用染丝，譬喻环境对人的影响：“国亦有染”，“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戮。”“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比喻贴切，广为人知。

《墨子》语言，体现古汉语简练的特征。《修身》说：“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强调语言的简练性。禽滑厘问墨子：“多言有益乎？”墨子说：“虾蟆蛙蝇，日夜而鸣，舌干，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时也。”通过比喻形象地说明：反对说无用的空话、大话，但不反对说有用、合宜的话。墨子认为，有用要多说强说，无用则少说不说。《公孟》载，墨子宣传主张积极主动，见人就说，公孟子不以为然。墨子回答：“今夫世乱求美女者众，美女虽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仁义均，行说人者其功善亦多。何不行说人也？”论证“强说”的必要。《修身》说：“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用最经济语言，表达最丰富内容，机智精当。

谈辩文学：理趣性和功利性

《墨子》是谈辩文学。《非命中》载墨子说：“凡出言谈，为文学之道也，则不可不先立仪法。若言而无仪，譬由立朝夕于运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诚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非命上》称“三表”。“法”、“表”，指法则、标准、方法。“三法”、“三表”，即三种法则、标准和方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在中国哲学和文学史上，墨子第一个明确系统提出文学创作批评的标准：历史经验，人民现实经验，突出人民性、人文性和民主性。三表法反映了《墨子》语言理趣性和功利性的统一。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形式，塑造形象，表达思想，反映现实，影响大众。墨子所谓“人民之利”，指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

文学的功利价值，突出体现在褒贬兼备，美刺兼用。《非儒》刻画贱儒的迂腐形象：“是若人乞，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孙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以为翠，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悦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这一形象塑造，包含辛辣讽刺，寥寥数笔，入木三分，跟墨子师徒的高大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议论文以理服人，文学作品以情感人。《墨子》是议论文体，逻辑论证兼带感情，有深刻哲理、抽象理论，又有具体形象、浓郁情趣。《非攻（下）》描写侵略行为：“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柱乎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落伍败北）乎哉？罪死无赦！’以惮其众。”通过对侵略者言行的描写，表现鲜明爱憎，深刻感人。

陈柱《墨学十论·墨子之文学》，把《墨子》文体细分为七类，指出其各自语言艺术特色：“论说体文颇华丽；演讲体文最平实；经体、传体最奇奥；序体最严整；记体亦简洁。”颇为恰切。《墨子》锤炼语词，选择句式，讲究修辞，运用辞格等思维语言艺术成就，值得借鉴传承。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