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证民族精神时，更强调民族性格对其精神的奠基作用。中国56个民族性格虽不完全一样，但又有刚柔相济的互补性。其实，从生产生活方式、地理居住、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上看，56个民族又可分为4种类别。

稻作民族

这些民族生活在中国的南方，主要是江南的汉族和畲族、古百越以及苗瑶、侗傣语族等从事水田稻作农业的人。他们常年劳作在岑峦下的湿地，赤脚插秧、埋头苦干的辛苦和小桥流水、风润雨乡的环境润泽了他们勤劳温和的性格和细腻入微的纤柔品格。

麦作民族

这些民族生活在中国的中原和秦晋高原及陇上、塞上一带，主要是汉族和历史上的东夷、西戎、北狄人。中原沃野，千里麦浪，也有麦作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的黄土高原。中原和黄土高原两级“原”形之地，锻造了他们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勤劳坚韧、后发制人的韧久性格。

游牧民族

这些民族主要生活在内蒙古、新疆北部和东北等地，以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语族为主，他们生存的环境是大漠戈壁，马蹄踏伐。他们重视图腾崇拜，崇拜天和自然，与麦作民族崇奉老庄哲学的顺其自然不同，他们崇拜自然，豪迈刚健，具有外向的开放性格。

商贸民族

这些民族分布较广，主要有回族、维吾尔族的一部分、乌兹别克族、古代粟特人等。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给了他们盘活商业的文化基因。例如，麻哈穆德·喀什噶里经过15年田野调查而完成的《突厥语大词典》，是一部用阿拉伯语注释突厥语句的词典，也是突厥、回鹘、蒙古草原文化与波斯、阿拉伯商业文化和绿洲农业文明接触的百科全书。

当然，四大类族在历史过程中也有分有合，有区分、有重合，他们在相互碰撞、交流和学习中实现了相互磨合和吸纳。四大类族在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形态到文化形态两种过渡中形成了新的统一，构成分久而合之的强大向心、凝聚力。

通过分析上述四大类族的生存环境，可以看出：

农耕民族总的性格特征是内刚外柔，内敛性较强。低调的民族心态，强调的却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崇尚的是礼仪文化。他们由于喜欢“五亩之田，树之以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强内守，不远攻，也不喜欢远征。农耕民族的文化大同却小异，汉字统一但方言却隔河不通话，十里不同音。

游牧民族总的性格特征是内柔外刚，他们表面上豪放骠勇粗犷，内心却柔善，常有怜悯之心。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曾领养汉族孤儿，唐五代十国后唐沙陀王（突厥人）曾领养汉人勇士之子。这些举动是一些汉族帝王都难以做到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等王朝，又创造了草原文化，今考古出土的大窑文化和红山文化都有他们的性格证明。

商贸民族总的性格特征是亦刚亦柔。长期的经商，与各地各民族的广泛接触，锻造了他们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处事为人之性格。他们善于广纳众长为我所用，以至于把自己的语言、文化、风俗都融入随遇而安的新居地中。回族是商贸民族性格的典型代表，他们思想活跃，通权达变，比起其他民族来有极强的“适应力”、“沟通力”、“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