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中原诸族统一体的后裔

中华民族精神的养育离不开中国的地理和历史环境。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华夏族群在这里肇兴，汉族在这里形成。

汉族（把汉朝核心地的人们称为“汉人”，这是周边少数民族叫出来的。）实际上是中原诸族统一体的后裔。历史上，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娶，最后融合为一体的一面。可以说，研究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民族精神融合与交流，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精神融合与交流的一个窗口。

汉族的血统里融入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今天的山西太原就有匈奴人的后裔，已被众人周知。河南洛阳又有北魏鲜卑人的后裔，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率鲜卑人改俗汉化所致。比如今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赫连氏的后裔，宁夏的贺兰山之“贺兰”与河南浚县的“赫连”氏是同源音变，同为匈奴人的语言所留之痕迹，但除此之外，匈奴人的任何外在表象特征已很难寻觅。

汉族的形成其实就是中原主流民族的形成，标明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

以鲜卑人为统治民族的北魏迁都洛阳，是靠向中原的重要之举。他们一方面学习汉语，学习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一方面又把管理畜牧业的技能传授给中原汉人，使鲜卑人的汉化与汉人的胡化同时进行。汉人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畜牧文化及风俗语言，把传到中原的少数民族精神文化充实进了中原文化精神大系里。进入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柔然、高车、吐谷浑、敕勒等大漠民族，也与汉族逐渐融合，而放弃了独立的民族名字。

北朝狄的后裔——前秦也统一过整个北方，首领苻坚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崇尚者。他提倡办儒家学校，实行儒家礼仪，让官员学习汉文经典。

据历史记载，唐代不仅长安多民族聚汇，洛阳也是北方各民族商贸交换的中心，“商胡贩客，日奔塞下”，多种民族文化融汇交合。五代时后唐是沙陀人李存勖所建，沙陀源于突厥。李存勖攻陷梁都开封，在洛阳建立后唐，标志着沙陀突厥势力正式登上了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沙陀王的后妃多为汉族，五代时盛行义养风气，沙陀王往往选拔汉人中骁勇善战者为假子、义儿，结成政治集团。建立后汉的沙陀人刘暠也自称为汉人。这些都加速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北宋与辽、金、西夏诸国并存，使轺相接，络绎于途。不少契丹、女真、西夏人来到了开封，其他的少数民族，“至于羌氐僰翟，儋耳雕脚，兽居鸟语之国，皆往日而趋，累载而至。”元代统治者赏识西域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并且称他们为色目人，调遣他们到中原。色目军士离开故土，迁入中原定居，“与民杂耕，横亘中原”。元代也把契丹、女真及北方中原人同视为汉人，使这些少数民族合情合理地融入北方汉人之中。

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在家谱中说：“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元朝统一全国，一方面重视边疆的保卫和对边民的优待，一方面又重视中原汉人生活的内地，在幅员辽阔的中原汉人中间屯兵驻守，“以蒙古探马赤军镇戍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但事与愿违，这些少量的蒙古、色目兵丁却由军事监视者变成了向汉族生活看齐的农耕文化归宿者。到了元初，全国农业地区普遍成立“社”。元朝政府又命蒙古探马赤军一体入社，劝课农桑，致使汉人与蒙古、色目军人同耕同住、互相婚娶。到了元末明初，在中原的汉、蒙古、维吾尔、回回、西夏人已相忘相化，难以识别。朱元璋上台后也发现此种民族融合过快现象，下诏禁止胡服、胡姓、胡语，留在中原的这些蒙古、维吾尔、回回、西夏后裔为避免歧视而多改汉姓。有的变为汉人，从而极大地扩大了明代汉族的外延群体。

多流一原使各民族对中华精神有一种归宿

历史一再证明了马克思关于“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民族交融论断。而在中国，多流一原的主要精神向心是：历代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高度认同。历史上不少民族入主中原失败后没有撤走，从此嵌入中原汉族汪洋大海中。比如9世纪吐蕃政权攻入内地没有撤出，后来的辽、金、夏、元、清大抵如此。

当然，中原地区的华夏人自远古时起就因人多地少的经济原因，或战争、派争等政治原因，不断有向周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移民的，形成“摊饼式”的拓展。他们也同样入乡随俗，向当地少数民族看齐，并且通婚、通语、通服饰、通性格，最终不知不觉融入其中，成为后来人难以识别的土著民族式的老汉人。这种迁入周边民族地区的汉族人，其风俗习惯尽像当地少数民族，也能讲当地民族语的例子比比皆是。内蒙古各地尤其是东三盟，还有新疆哈密是最典型的。

多元一体指合而不同的内在建构，多流一原指一个中原向周边的多向互流。因此，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原华夏人还是周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人，都有一种用中原统一周围的意识，即使不在中原也要入主中原再统一全国。南北朝时鲜卑人建的北魏迁都洛阳，五代时后唐沙陀王的突厥势力也在中原建立王朝。后晋石敬塘把幽州（今北京）割给契丹人，契丹也南下把南都建在了北京。金朝本定都在黑龙江省的阿城，海陵王时也要率猛安谋克南下，入主中原，建中都于北京。元朝前期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汗国，铁蹄西征到西域、中亚直到欧洲，但也是把所占之地分封四个儿子，自己则率部下回师到中原北部的蒙古高原，其后代忽必烈还是要从北南下，从中原正北的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正蓝旗）南进到北京，建元大都（今北京明光村），实现由中原中央集权发号施令的中华民族意志。清代满族前身建州女真本在辽宁新宾即赫图阿拉城建都，清太祖努尔哈赤也是用“告天七恨”与关内的明王朝对峙，希图进入山海关。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建大清国，8年后（1644年）还是入关定鼎，在北京故宫继承明制。可以这样说，如果清朝不是运用统一中央王朝皇权的统治，是难以在蒙古、汉族等各民族的拥戴下平定新疆准噶尔、四川大小金川叛乱，削云贵三藩，收复台湾的。

多流一原使各民族对中华精神有一种归宿，对统一有一种共识。这种多民族酷爱统一的观念，自古就有铺垫，这也是夏商周时期历代国王力主统一的讲话集《尚书》给时人和后人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尚书》给了中国人一个统一的基因，也是中国各民族崇尚统一观念的源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传统思想之本，民族精神之源，受到历代帝王将相、皇族贵胄、平民百姓的尊崇。对统一国家的归属感和向心力，始终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精神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