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遗产，辛亥革命对现代的意义尤其重要，它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有形的遗产，还是回归文本实证和图像资料相互促进的思路，目前随着科技发展，文本史料和图像史料的结合越来越重要，如果说文本史料是记忆工程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图像史料更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至少辛亥革命的图像有着再现历史的重大意义。而对于辛亥革命的无形的遗产更值得重新梳理，辛亥革命是一幕幕波澜壮阔却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许多历史背景和社会秘密若隐若现、迷雾缭绕，特别是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涉及有价值的重大难题亟待破解，随着档案史料的陆续公布，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推翻封建王朝的思想力量。

１ 抓紧征集和搜集辛亥革命文物

辛亥革命在我国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分为有形的遗产和无形的遗产。随着一百年来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过去对辛亥遗物的忽视，许多散落在民间和城市的文物以及遗址正面临危机，有些已经在城市化快速建设中烟消云散、不复存在。

在清末民初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偏差，有人关注清末民初的八大胡同妓院、老浴池澡堂、戏楼剧院、会馆酒店，甚至有人提议将这些作为老字号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申遗，理由是这些地方是人们放松心情、亲朋好友交流聊天的平台，承载着京城的文化记忆。还有人上演抢夺名人故里的闹剧，寻觅名妓的踪迹，上至“小凤仙”“赛金花”下至苏州长三幺二（妓女等级），这些打着保护旗号实则糟蹋文化遗产，对辛亥遗产任意曲解。

最近，首义之区湖北武昌为了迎接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投入数百万对区域内的１０处辛亥革命历史遗迹进行修缮翻新，包括三烈士亭、胜利亭、日知会旧址、首义公园、工程营旧址、庚子墓、田桐墓、抱冰堂、张难先故居、石瑛故居等。为了保持文物遗迹完好，拆除了有碍观瞻设施、整治了周边公共环境。据说还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广州更是投资上亿在黄埔军校所在地建造一座辛亥革命纪念馆，总面积达１８０００平方米。目前有文化遗产专家专门研究全国几百处现存的辛亥革命建筑，因此我们建议应该多建设辛亥革命的博物馆和纪念碑，比如陕西至今没有一个纪念辛亥革命的博物馆，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驻防营基本没有抵抗，只有西安“革党会匪”进行了激烈的流血冲杀，其影响震动全国，反映了陕西在朝代覆亡时刻末世贵胄与秘密会党的对抗，所以陕西应该建立几个辛亥时期的纪念馆或博物馆，如同一面镜子可以帮助中国人反思过去。或者在已经消失的辛亥革命历史遗迹位置旁边配备“说明书”，作为标志介绍，在不同地段可采取不同方法保护历史记忆。

作为一种遗产，还是回归文本实证和图像资料相互促进的思路，目前随着科技发展，文本史料和图像史料的结合越来越重要，如果说文本史料是记忆工程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图像史料更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至少辛亥革命的图像有着再现历史的重大意义。例如最近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辛亥革命百周年展”，就通过历史照片讲述了许多珍藏的故事，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天，上海商务印书馆摄影记者、美国人施塔福便抵达武昌，拍下了革命军与清军激战、湖北军政府成立、汉口大火、南北和谈以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等历史时刻，还有当时人民的生活照，这些都是辛亥革命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现在我们应该抓紧征集和搜集辛亥革命文物，既包括已经很少有人能看懂的满文档案和文献，也包括海外很多史料与文物，特别是应特设“大历史见证人”的篇章，利用各类文物从民间角度回顾整个历史尤显重要。

２ 关注推翻封建王朝的思想力量

近年来学术界由于思想的贫血和精神的苍白，对辛亥革命这样具有深刻思想主题的内容开掘不深，甚至藐视当时社会变迁中思想的启蒙。

由于辛亥前中国传统士大夫处于落魄压抑时期，他们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富国强兵、挽救国难，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辅助国家的道德规范，迫使他们不能在思想启蒙上寻找入口与支点，对欧洲启蒙时代的意识变革常常忽视或无暇顾及，因而“舶来品”的启蒙运动没有在整个社会产生有力的催生，没有实现思想文化上量到质的变革。这种启蒙不被重视的边缘化状态，造成当今文化上的许多遗憾，有些甚至是伪造的历史泡沫。

辛亥革命是一幕幕波澜壮阔却又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许多历史背景和社会秘密若隐若现、迷雾缭绕，特别是受欧洲启蒙思想影响的涉及有价值的重大难题亟待破解，随着档案史料的陆续公布，我们更应关注的是推翻封建王朝的思想力量。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小说和文学作品中，我们要注意对辛亥时期一些人物的区分和评价，像对孙中山的社会形象就要认真研究，他是一个有信仰而非迷信、有思想而非空想、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对社会负责、百折不挠、勇于担当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站在历史的巅峰上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作秀”“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沉迷于利害得失和功名利禄，鼓吹“现得利”主义。遗憾的是，我们一些没有历史底蕴的作家分不清这些基本原则，常常将政治家描写成政客，或将政客美化成政治家，以至于辛亥革命中关键人物的被美化或丑化，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又例如，辛亥革命前夕专制独裁造成的社会病态和社会溃败日趋恶化，将这一时期清政府新政评价过高或将君主立宪作为历史的选择，恐怕都不是历史的真实。所以我们转换视角还原历史不能不考虑时代的羁绊，不能完全躲避当时的是非纠葛。最受外国人嘲笑讥讽的男子梳辫子、女子裹小脚以及长袍马褂，曾被视为不开化民族怪异文化符号，革命党人倍受刺激，因而强行推动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就成效不大，缺少思想的启蒙，零星的西化习染还是不能变革传统的落后风俗，文明的生活离中国人还是很远。然而，如果不抛开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评价，就不能正确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要正视历史遗留的一些糟粕，并对此作出客观评价，犀利透彻的批判对我们民族来说是个巨大挑战。

我们注意到，突如其来的辛亥革命之后，虽然给中国带来了共和制度，但民主思想并没有深入人心，民主与共和究竟是“国家制度”还是“社会制度”都没有搞清，原来西学东渐带来的启蒙运动也趋于消沉，启蒙不仅被激进的救亡运动所压倒，也被其他很多顽固的东西所缠绕。我们还认识到，辛亥革命与外部世界也有着某种联系，与西方列强和东洋日本都有着利益往来与冲突，武昌起义时孙中山还在国外，他与世界文明接触，推动海外华侨担负了许多为国捐躯的角色，辛亥革命至少改善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不仅打破了世界强权主义，也将亡国灭种之忧的民族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

甲午战争失败引起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迫使慈禧实行新政，而预备立宪拖延政治改革引发辛亥革命，虽然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算是一场社会动荡比较小的革命，但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批判封建制度，就是为了处理好历史问题，以便面向文明规划未来，特别是思想的启蒙非常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为当今中国思想重建带来很大包容性，我们不能同意思想认识的力量被有意屏蔽，更不能允许历史观开倒车式的“退步”，否则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就失去了其意义。

（作者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