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俗例：你若遇到一位副部长，最好称呼“部长”；遇到一位副书记，最好称呼“书记”。这其中虽有在平常的场合一切简化一点、随便一点的意思，但也难免有讨个好的因素。当然，若要上媒体正式报道的时候，正是正，副是副，这个“副”字是万不可省略的。而这位叶毓芬副教授，你在任何场合，千万不要把这个“副”字省略（当然你可避开头衔称呼“老师”），因为这个“副”字，含金量太高，只有保留着才能表达对她老人家的由衷的敬重。

这位叶副教授是何许人也？她乃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教授的夫人。童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大师级的生物学泰斗。抗战时期，没有科研条件，他们夫妇二人借钱买了一架显微镜，这笔债用了十年才还清，而做出的却是震动世界生物学界的科研成果。童教授还是生物“克隆”研究的先行者。而叶毓芬副教授四十年一贯制，是他不可替代的副手。童教授爱她的贤淑，敬她的科研工作的精准和把握。他的重要论文有60%是两人协作完成的。在中国生物学界，他们夫妇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这位“居里夫人”在1976年去世时，职称是“副教授”。但为什么这个“副教授”的含金量竟如此之高并让人如此敬重？在学界，没有人不承认她在生物学领域的贡献和地位。她之所以没当上正教授的直接原因是，她的丈夫童第周教授是管辖职称工作的领导。她去世后，童教授的终身悔恨是没有把妻子及时送去更好的医院，耽误了准确的诊断，但对没有批准妻子当上教授，却毫不歉疚。因为他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当不当教授无所谓，他们心同此心。他们的一生只有对科学的无限忠诚和不懈的追求，并没有孜孜以求什么称号和职称。他们的精神关注点在科学之内，而不在科学之外;在科学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不在我获得了什么。你想，一个科研项目还根本不知会有什么成果，更不知几月几年才能获得成果，却义无反顾先担起了十年的债务，没有对科学的忠诚和追求，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副教授的含金量，恕我直言，可能比今天100个教授加在一起还要更高。

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的话题是“钱学森之问”——中国何以少有大师？我想，先得问一问大师的标准。我以为，这个“副教授之问”也许能透露大师的第一标准是什么。联系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其他真正的大师，在这一点上几乎相同。史学界的那个陈寅恪，在国外上了好几个大学，都是文凭不要，只要把想学的学到手，就飘然而去，带着另一个学术目标，奔进另一个大学。而在上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与各业大师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批堪称教育大师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也恰是对什么文凭、学历、学位，毫不买账;只要具有真才实学，皆可恭请为教授。所以，没有文凭的陈寅恪，可以应聘清华当国学研究院的教授。那个沈从文，当兵出身,没上过一天大学,却因在小说和其他学术领域著作丰厚，才华卓越，照当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教授。

其实，这些大师不过遵循了一个常识：实事求是。教授，首先是一个职责，是对一个大学教师的工作能力的要求，而且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次，才是一个职称。显然，职责是第一位的。当然，我绝无否定职称的必要性的意思。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一个对从业者的管理和使用的模式，包括尊重的原则，激励的原则。但必须名副其实，表里如一。而目前的大问题，恰是在这个基本点上出了毛病。为什么这么说？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本来职称的对应物是职责,是能不能担当职责的能力，可在实际运作中却变了味道，职责变成了年资。于是，攀比的内容变成了工作年限。“我教了那么多年，还不是个教授，太不公平!”——这成了当今学界不少人可以摆到桌面上的堂而皇之的牢骚和怨言。其实，是不是教授和年资无关。胡适1891年出生，1917年当教授;傅斯年1896年出生，1927年当教授。算起来，他们都不过30岁左右。

其二，再加上很多以“关系”、“权位”换职称的情况，如今中国“教授”的数量又来了个“世界第一”。其实，在很多对教育很严肃、很神圣的国家，一个讲师在人们的心中就很受尊重。而在今日中国，人们除了对那些知根知底、确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依然尊重之外，对那不知其如何而称为“教授”的人群，照例投以怀疑甚至鄙夷的目光。是的，我们的教授群，在各种因素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稀释化的过程。譬如，那种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让人哭笑不得的评价方式，使教授的内涵已完全稀释。如把刊物分成等级，什么国家级、省级；还有那个“核心刊物”等等。于是，其中不少刊物立即身价百倍，“认刊费”、“版面费”由此而来。有的教授因此在本质上不是“评”出来的，而是付了这费那费“买”来的。这是一次真正的“斯文扫地”，“教授”的称号由稀释而达于令人鄙夷的程度。

因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教授稀释化的环境中，叶毓芬副教授，不把是正是副当真，只管自己真真实实地做学问，这令我肃然起敬。这个“副”字用在她的身上，也显得无比崇高。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