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并强调要“重点抓住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这既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要任务。对现代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在不断发展。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需要建设性地思考和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前沿问题，不断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克服那种用认定的“理论”即经典作家因时空视差而形成的一些论断和观点来检验和判定日新月异发展着的实践的倾向。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要靠实践来检验。今天处在全方位开放境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遵循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它每前进一步，都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论述，那么在这些论述面对的时代和国情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其中有些论述就应该与时俱进地进行新的说明或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比如，对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而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基础——公有制，以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当某个时期的私有制还能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推动作用，当消灭这种所有制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没有创造出来之前，我们不能过早地、人为地消灭它；任何人为地消灭它们的企图，非但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贫穷、落后和愚昧的状况，反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使这一状况滋生蔓延。同样，历史实践也证明，以小生产和落后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公有制决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直接占有的公有制形式也不可能产生。正是遵循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得以向前演进。但是，中国实施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与西方所说的市场经济并不一样，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和创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找不到借鉴，中国特色就更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因此，怎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形成与世界上已相对清楚的“市场经济”基础机制上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在我国民营经济总量占到GDP50%以上、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公有和私有划分观念的情况下，我国公有制经济如何保证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如何认识和界定公有制的新内涵和新形式，我国公有制是否已经找到了一条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等等，都需要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这样才能为进一步开拓、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第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既需要继续厘清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错误认识，又需要警惕把西方“药方”作为教条真理。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总体上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而苏联模式是不同于西方、力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那么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苏联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以外，在政治体制和政治管理模式上，到底还有哪些被当作社会主义的甚至当作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保留、坚持下来，而实际上却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也需要正本清源。中国的政治模式其实还未摆脱邓小平所批评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的“苏联模式”的弊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基础。很难想象，在苏联模式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基础上，能够生长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一样，“民主政治”本来也是西方的概念。在西方，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是有着内在价值取向和政治要求的经济、政治制度，它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相联系。因此，在西方观念中，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被排斥在民主政治的范畴之外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有自己的性质和特征的，即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中国政治制度本身性质的改变，而是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政治制度保证；中国政治制度排斥西方式的多党制，但并不等于中国政治制度不要或没有民主性。这种中国和西方对民主政治的不同理解，是和不同的政治要求、价值取向以及意识形态紧密联系的。因此，在创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如何从理论上研究并阐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在性质、目的、主要内容、运作模式等与西方和苏联模式的区别，尤其是研究和说明这种具有区别（甚至是本质性区别）的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作上的规则连结和联系是什么，应该也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否则，有人就会以现实生活中令人厌恶的公权力过度介入市场资源配置而滋生的腐败，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也使造福于公众的生产力解放与社会进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难以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第三，要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还必须正确处理和对待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哪些是可以超越的，哪些是不可以超越的，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当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历史范畴，并赋予它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规定，以及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认真研究所作出的理论创造，其特点就是务实和辩证。务实就是不是从认定的“理论”即经典作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的具体论述出发，而是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辩证就是充分考虑到了中国革命和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后，中国不必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同样，由于中国革命和社会性质的特殊性，中国又不能不经历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以及对中国还处于“年青时代”（刘少奇语）的资本主义加以利用的阶段。这就把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了现实国情条件的基础上，是美好的理想与活生生现实的统一。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在现实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的条件下，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以为通过让资本主义绝种，就可以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甚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不成功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搞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同样面临一个“有所超越又有所不超越”的问题，面临一个理想与现实统一的问题。中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完成向现代化的跨越，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有一个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过程，这是不能超越的，也是一个尊重唯物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取了过去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对着干”的教训，多了一些“韧”的斗志，也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和有效的对策研究。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如何继续做到“有所超越又有所不超越”，仍然是对我们智慧的考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并遵循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才能将走自己的路同走人类文明大道有机地统一起来，而理论创新也只有扎根于这样的实践土壤，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要说服人，当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前沿问题的深入研究，这是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