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第四次徘徊情绪”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中国社会正处在风险口上。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批驳这些论调似乎要比接受它们更难，因为类似“崩溃论”的言论，总能在屡屡曝光的收入不公、腐败、信仰迷失、环境污染等社会缺陷中找到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于在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市场化各类媒体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骂政府、批官员总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合，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国复杂性、坚持大政方针的言论，就有可能被戴上“五毛党”、“御用文人”甚至更恶劣骂名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这些“盛世危言”显然又是荒诞的。它正在“异化”中国发展的基本盘，与当下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成就极不相符。中国的确面临不少社会问题，但环顾整个世界，过去20多年，中国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是最有前景的大国，是最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大国。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近年来赞许和肯定中国发展的西方声音越来越多，“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等讨论都起源于西方，诸多国际政治学大师都在修正过去看低中国的看法。

显然，中国社会焦虑的蔓延与国家整体局面的看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解释力悖论，社会正负情绪之间出现了“舆论逆差”，“负面情绪”正在压倒“正面陈述”，抱怨的声音远远盖过主流舆论。我把这种悖论视为中国社会思潮进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绪”中，即在上世纪70年代末“要不要两个凡是”、80年代末“姓社”还是“姓资”、90年代末“国有”还是“民有”之后，产生了要“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犹豫和选择。十年一轮回的历史表明，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但“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只要处理得当，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能催生社会进一步的大繁荣。

如何消除“第四次徘徊情绪”

一是警惕“极左”，也防止“极右”。任何极端或激进的想法都会阻碍中国的前进，这是过去中国冲破三次“徘徊期”的第一经验。然而，目前牵引中国民众徘徊情绪，为抱怨文化添火加柴的，仍然存在两股相当严重的激进主义思潮：极左派与原教旨自由主义者。前者对当下的分配不公极其不满，对富人致富没有辩证的认识，对当前改革的复杂性理解不足，极力鼓动中国要再现毛泽东那样的历史强人，回到“均贫富”的平均主义时代，还有人认为文革才是最好的时代。这样的观念容易产生一些“愤青”、“愤老”，强化人们对快速发展的不满与哀怨，非常不利于理性认识中国社会;后者则以批判当下政治体制为主要目的，鼓励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呼吁全盘效仿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制度，痛陈当下制度不可扭转的致命缺陷。它们构勒了一个虚无的“中国民主”国家幻象，将中国当下问题全部简化为“只要全民选举就能解决”的错误理念，以致于容易蒙蔽和煽动一些思想过于单纯的青年。尽管两股激进思潮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表现，但由于激进主义思潮本身对社会成员行为具备相当的鼓动力，中国主流社会必须加以警惕，并适时地在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

二是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30多年，当民众陷入困惑与犹豫、举旗不定时，“摸着石头过河”、拿实践中的经验再用于实践，推动了广大群众成功摆脱旧有思想的枷锁。要让第四次徘徊情绪早日消散，就需要不断地向国民传递中国复杂性的信息。中国是大国，13亿人口是西方30多个国家人口的总和，其财富构成与发展不均衡相当于一个美国、日本、巴西再加非洲人口的复杂状态，中国30多年现代化进程相当于把西方300多年现代化道路重新再走一遍。如此艰难和伟大的使命，需要所有人的呵护，需要全体国民的坚定与自信。中国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相互交织盘错的社会关系，使推动中国改革与变化的难度大大高于那些年轻的发达国家，这应该成为民众认识中国国情的共识。

然而，当下一些人乐于“媚利益”、“媚掌声”，将舆论变得娱乐化、极端化、片面化，非但不能引导人们以耐心与踏实的心态看待国家发展的艰辛，反而以各种简单主义的思维逻辑，切片式的截取某些事件侧面，营造对抗的氛围与国家崩溃的绝望感。这些过于极端简单主义的论调以及有目的性的新闻截选，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构成了某种程度的新闻造假。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像当初鼓励商品打假那样立法，鼓励当下的舆论打假行为，尤其要鼓励一些有识之士在互联网领域的辟谣，对严重的造谣者采取法律严惩等措施。这是塑造政府公信力的必然手段，也是让社会理性声音不断壮大的必由之路。惩治谣言的目的不是限制言论自由，更不是你死我活的舆论斗争，而是要让事实越辩越明，让真实景象导入国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中。

三是鼓励官员、知识分子、民众讲真话。无论在哪个时代，中国都不乏讲真话的人，这是中国制度中具备纠错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人们不断在徘徊中坚定信念的基础。现在流行于公共空间的新闻舆论，几乎都患上了“负面消息综合症”。这种病症起源于“坏新闻才是好新闻”的西方新闻理论。然而，中国新闻从业者多半不清楚，那套新闻理论是西方两党制或双党制相互博弈的产物，媒体通常是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如果硬搬到中国就会产生舆论的失衡，造成“微观上是真实的，宏观上是失真的”社会假象。

过去30多年，与任何一个国家相比，“中国梦”的实现与追求都毫不逊色。要让全体国民充满希望，而不是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关键就在于在主流舆论中令人信服地还原中国真实的、客观的与积极的繁荣景象。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将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

(作者为环球时报编委、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

责编/高源 美编/石玉

资料链接—— 让“中国梦”超越“抱怨文化”

在今天，我们发现，“80后”“90后”的年轻人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这里一方面是不断提高的幸福感的要求和现实可能的满足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是对于公平和和谐的理想与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差距，都让许多年轻人似乎再度发出了“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慨叹。于是我们在网络上或是现实中都看到了不少抱怨和不满，这当然自有其正当的理由，社会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回应和关切年轻人的困扰和问题，社会也需要变得更公平和更和谐。但确实也存在一些年轻人沉溺在消极的“抱怨文化”之中，缺少奋斗和努力的愿望和信心。他们容易将社会的问题变成自己不需要奋斗的最好的理由，将现实的困扰变成自己不需要努力的前提。出现了一种用抱怨“合法化”自己的疏懒，用社会问题“合法化”自己的消极的潮流。而这其实与积极努力向上的“中国梦”形成了对照。我现在也看到了“中国梦”又在和“抱怨文化”赛跑。这确实是一个新的临界点，我的感觉是好像30年前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提了出来，我们确实还需要用“中国梦”的光芒激励我们的年轻人用正面的梦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中国和世界。

我们应该看到，要求社会为自己多做一些是合理的，但自己为社会尽到本分也是合理的。要求社会变得更公平和更和谐是合理的，但有你的努力付出来创造合理的一切也是合理的。批评社会的弊病和问题是合理的，但用自己的努力使得社会的问题和弊病减少也是合理的。社会像需要眼睛一样需要批评者和反思者，但社会同样像需要心脏一样需要努力的行动者。抱怨也有一定的价值，但为梦想而积极努力更有价值。今天中国已经在一个和30年前不能比的大平台上，中国的机会还很多，在中国努力的希望要大得多。因此，我相信“中国梦”一定能够超越“抱怨文化”，“中国梦”还会赢下去。因为今天的我们有远比30年前更强的实力、更大的平台和更广阔的视野。

(文/张颐武)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书面转载请联系010-65363752或邮件至rmlt@rml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