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清王朝即将倾覆的形势下，革命党人秘密筹划并决定在天津发动武装起义。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初，胡鄂公从天津南下抵上海后，与沪督陈其美会晤，得知孙中山正在积极策划北伐，希望北方革命党人武装行动加以配合。1月13日，胡鄂公抵南京，为北方革命请款之事，由黄兴引见，到总统府谒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对他说：“沪军都督陈其美，昨晚来电，亦谓北方革命，现在极宜推动，不可有所瞻顾。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 当场命黄兴从陆军部拨给北方经费２０万元。很明显，孙中山是寄希望于北方的武装起义。

胡鄂公返回天津后，于1月27日在法租界召开了北方革命协会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胡鄂公传达了在南京谒见孙中山的情况，然后，讨论了建立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会议推举胡鄂公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关于起义的时间，最后议定：“事关军事秘密，应由北方总司令部决定。”

27日下午，北方革命协会在法租界吉祥里１４号（此为胡鄂公在津寓所）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天津起义及北京、保定、通州等地响应起义的步骤，确定于1月29日夜12时举事。计划分为九路军，以进攻直隶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同时攻占巡警道署、督练公所、电报电话通讯机关、铁路、桥梁道口等，一部分清军及巡警经过策动，在起义后可以响应。在攻占督署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对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津军都督府的各部部长人选，也做了具体安排。

29日，预定的起义日期来到，按照事先的安排，由同情中国革命的一个姓谷村的日本人及担任翻译的王一民两个人负责燃放信号弹。是日晚上，他俩在执行任务前喝了许多酒，至１０点钟时，谷村看了看自己的夜光表，却看错了长短针，以为时间到了。立即燃放了信号弹。在点火时，王一民竟将谷村当场炸死。由于过早地发出了起义信号，各路队伍一时措手不及，原来的部署全被打乱。第一路司令姜赐卿纠集各路队伍一百余人，集中力量攻打督署，却遇到了清军的强烈抵抗并被包围。在战斗中，第七路司令林少甫、第九路司令韩佐治相继战死；姜赐卿也受重伤，攻占督署的举动宣告失败。其他各路军亦均失利，殉难多人。

起义失败后，胡鄂公等人决心重整旗鼓，准备再干，命令革命同志夜以继日地由遵化、玉田、丰润、迁安、静海等地集合武装力量，分期分批来到天津。正当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小白楼筹划起义方案时，袁世凯勾结英租界当局于2月7日上午１１时，破获了起义机关，逮捕了革命同志，所有的印旗、武器、文书、饷银等，均被搜去。2月8日下午３时，胡鄂公“访晤英国驻津领事署，驱双马夷车，前后从四骑。仪容甚盛。至领事署，投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水陆总指挥、鄂军政府主持北方革命全权代表名刺，英领事接见甚恭”。胡鄂公“责以不守中立，谓革命军起义武昌后，英、法、德、俄、日原已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是革命军于清军军需军械，有权可以没收。今贵捕不仅搜去革命军所没收之饷银，且逮捕革命军同志，此非所以守中立者。予（指胡鄂公）此次北来，其于贵租界之治安，尝予以深切注意。现贵捕所逮捕之革命同志，所搜捕之文书饷银，若不立予发还，则贵租界今后之治安，予亦不能负责云云。于是英领事谓饷银六千元，当已移交天津巡警道，熊得山、郑小岚二人允以翌晨恢复自由。”2月9日，“女同志张鸿翰、汪固、徐修广等遂以马车到英捕房欢迎熊得山、郑小岚出狱。所有印旗手枪文书诸物，一并索还。”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在天津的革命党人根据形势的发展，于17日召集北方各革命团体在法租界吉祥里14号开会，议决五事：一、所有各团体革命行动，自本日起，一律停止或解散。二、北方革命协会总部，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及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属各地之总司令部、总指挥部与其他各种革命机关，自本日起，一律宣布解散。三、资助铁血会、振武社同志暨远地同志２５１人回籍旅费。四、滦军同志及其他军队中脱离队伍同志１９４人，资送烟台鲁军政府，按照原有等级安置。五、本日到会同志，为纪念北方死难诸烈士起见，在袁世凯当国期内，不受其任何官职及其荣典勋章等物。会后，胡鄂公电请鄂军都督黎元洪汇款两万元，以作北方革命协会等结束之资。2月21日，胡鄂公收到结束费两万元，遂按计划完成了滞留在津的有关人员的遣返工作。“而我大总统孙先生所指拨之二十万元，陆军部以和平行将实现之故，已停止汇寄。”然而，“今共和虽幸告成，而国柄乃为巨奸所窃，此所以仁人志士莫不叹惋而切齿者也。”大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之感。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天津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虽然天津起义因力量薄弱和准备不足而失败，但它表明了革命党人为维护共和，同封建专制政府做斗争的英勇精神。革命党人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为加速清王朝的灭亡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