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主办湖北新政。

《辛亥首义史》 冯天瑜 张笃勤 著

冯天瑜教授为海南周刊签赠辛亥革命新著。 伍立杨 摄

湖北新军官佐合影。 伍立杨翻拍

百年辛亥风云· 武昌首义·访谈

宏阔视野打量辛亥首义

辛亥革命：大破皇权立民权

海南周刊：冯教授，您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大破大立”。在前不久的一次辛亥百年论坛上，您也谈到这个观点，精辟地概括了辛亥革命划时代的意义，您能否谈一下辛亥革命“破”了什么，又“立”了什么？

冯天瑜：辛亥革命，当然包括武昌首义，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应该说是辛亥革命顺应了历史的潮流，顺应了世界的潮流，在中国树立起了一座丰碑。所以辛亥革命，辛亥首义，无论是它破除专制帝制还是在建设方面，建立了民主共和，都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具有空前的、伟大的意义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或者是农民起义，或者是贵族的政变，都只是实现了一次改朝换代。它并没有改变原来的中国从周秦以来的政体，那就是君主专治的政治，从政体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而辛亥革命、辛亥首义，它第一次推翻了封建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具有空前跨时代的意义。它在破除的层面，使得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得到了一次解放。它建立了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制度，它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权。虽然这只是一个开端，后来又出现了多次反复，还不尽如人意。因为中国的专制是根深蒂固的。辛亥革命建立这种民主共和的政治，就使得在中国的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民主共和成了新的政治。

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不断有人搞复辟，张勋复辟，他把满清的皇帝重新扶上皇位，几十天他就垮了。另外，袁世凯复辟，他已经当上了民国大总统了，还要复辟帝制，马上全国共讨之。民主共和成为了新的政治体制的正统，君主专制不得人心。这就实现了孙中山早年说过的一句话，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的人都要起来反对他。这是在首义之前上十年孙中山所说的话，那么在首义之后成为现实，谁要自己重新复辟帝制，无论是显性的帝制还是隐形的帝制都要遭到人们的反对。

中国历史上首次成功的城市革命

海南周刊：听说您的一部60万字的《辛亥首义史》已付梓，对辛亥革命的分析又有新的阐发，提出一些新的学术观点，比如提到辛亥首义，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为什么这么说？

冯天瑜：辛亥首义有别于之前的历次反清暴动，此前起义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屡起屡踬”，而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燎原之势。辛亥首义又有别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它们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故而，辛亥首义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成功的城市革命。

辛亥首义 考量中长时段社会变革

海南周刊：辛亥首义之前有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广州起义等十余次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为何辛亥武昌首义却取得了成功？它的兴起在当地有着怎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和基础？

冯天瑜：武昌起义，说它是首义，在深层次上指的是“首创”的含义，而不是指第一次的武装起义，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是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由孙中山，陆皓东等发动的。以后又进行了十几次，都以失败告终。规模较大的一次如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这些起义都是慷慨悲歌，起到了发动民众的作用，但却“旋起旋灭”，很快被镇压。唯有辛亥年的武昌起义，经一夜激战，民众夺取了一座省城。此后，建立了湖北军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并建立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个带有中国民主共和性质的新政府，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探究其胜利原因有多个方面：首先，到辛亥年，清政府已经陷入深重的统治危机，革命时机已经发展成熟。当时的立宪派已从“跪请立宪”走到了决心“推倒皇族内阁”的地步，再加上四川的保路运动、两湖一带革命空气弥漫、长江流域的城乡民变等，统治者危机四伏；其次，首义的胜利，与湖北革命党人长时间艰苦付出的“军事运动”有关，这些革命党人，深入到新军中开展“抬营”运动，将新军官兵从清朝军队的阵营中抬到革命的阵营中。从力量对比上看，湖北新军中倾向革命的阵营更为强大，这与革命党人的长期宣传运动有很大关系。

此外，今天我们考察辛亥革命，不仅要细致梳理1911———1912年间发生的“短时段”剧变，还须追究其后“中时段”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考察1889年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宏阔而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

1911年10月10号晚上在武昌爆发的这次新军暴动，由于革命党人的长期准备工作，以及湖北武汉地区从张之洞治鄂以来所奠定的近代文明的基础。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完成这个首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

张之洞： “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海南周刊：孙中山先生称张之洞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您在前不久的一次接受媒体访谈时却谈到，张之洞是在辛亥前两年就过世了，他若还活着，肯定会镇压革命。两种观点有没有冲突？您怎么看？

冯天瑜：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能够在我们湖北武汉爆发，除了革命党人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以外，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积淀了近代文明的基础，尤其是张之洞治鄂的十七八年，奠定了近代工业、近代交通、近代军事、近代文教的基础。

仅以练新军而言，张之洞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于19世纪末叶派遣吴殿英、张彪、黎元洪等赴日本学习近代教育，重点在军事教育，随后派吴禄贞、蓝天尉等武备堂学生入日本军事学校留学，由此获得编练湖北新军的模式，试图以一支装备、训练西洋化的军队挽朝廷衰败于既倒。然而，这样一支初具近代文明属性的湖北新军，却不以张氏意志为转移，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至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士兵约三分之一参加革命团体，三分之一受其影响，仍然被清方掌控的不足三分之一。辛亥首义实际上是一次从新学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近代城市军营发动的新军起义。而“近代城市”、“新学堂”与“新军”正是张之洞主“湖北新政”的产物。

所以后来1912年，孙中山先生辞掉了临时大总统以后，在1912年4月，到武汉参观访问后，他发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评论：“以蓝皮（指张之洞。他是河北蓝皮人）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张氏主办湖北新政，主观动机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然而，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乎意表之外。正是这样一些张之洞办的新的文教，练的新军当中出的人才，起来结束了满族。所以他才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就是张之洞这个人不会去组织革命，提倡革命，但是他所从事的近代化事业是为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

可见，孙中山并没有把辛亥首义成归之因由，仅仅归之于党人活动，他还把视线投到更深广的社会变革层面。

在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前夕，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百忙中挤出空闲，在武汉大学校园内接受了海南日报辛亥专题采访小组的访谈，畅谈辛亥首义对中国近代社会制度与社会变革等方面的深远影响。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高虹　彭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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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教授，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2年被授予剑桥国际传记中心“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1998年至1999年在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部任兼职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曾获中国图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近年，冯教授侧重探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日近代文化交互关系。目前正主持教育部社会重点项目“明中叶至清中叶中国文化近代性研究”；从事“中、日、西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形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