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历史上的坏事恶事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报应,中国俗语说,物极必反,善恶到头终有报,就体现了历史的报应规律。

承认报应规律,可以使人们对历史存敬畏之心。1962年刘少奇曾就中国的饥荒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政治家的话,他记住了历史的责任,记住了历史的报应规律。

一个由列宁首创的社会主义苏联,一个口口声声要建立社会主义,甚至据说已经开始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一个千百万群众曾经为之献身奋斗的国家,为什么最终垮台、解体,而达不到自己的目标?

谁能跳越历史发展的阶段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论点:“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1917年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依据的就是马克思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论点,认为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当时列宁采取避而不谈的办法,没有直接回应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指责,恐怕也难以回应,而是采取干起来再说的做法,直接去夺取政权。夺得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在三年时间里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直接过渡走了一个巨大的弯路,对此列宁做了深刻的反省。

1923年初,列宁病中翻阅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承认了俄国的发展水平不够,缺乏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前提。然而对列宁来说,既然政权已经在手,自然不能倒退回去,他找到的为苏维埃政权存在辩护的说法是:历史发展的顺序是可以改变的,在俄国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生产,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

这是列宁的创新,不失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不过有一个前提,这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及其领袖不忘社会主义需要具备必要的物资前提,把发展生产,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放在第一位。列宁是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的错误实践之后领悟到这一点的。很可惜,布尔什维克党的多数领导人并没有真正理解,他们不懂得或者不愿意利用政权的力量去扎扎实实地发展经济,却千方百计地走捷径,企图用改变生产关系这种简单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20世纪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世纪,不幸的是,世界上搞社会主义的基本上都是较为落后的国家,只有少数国家如捷克曾是发达国家。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又急于求成,就不得不借助于暴力来改变生产关系。苏联借助暴力消灭了“富农”和私商、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之后,从生产关系上说,国内就不再存在剥削阶级了,于是斯大林在1936年迫不及待地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而这时候苏联离1932—1933年饿死数以百万计饥民的大饥荒仅仅三年,人们仅仅有饭吃而已!

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波尔布特的血腥杀戮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实施的疯狂暴行。但是凭借暴力是进不了社会主义的,相反,只会把整个社会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恩格斯说过,暴力是新社会的助产婆,但孩子并不是助产婆自己能够生产的,暴力本身产生不了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当然有所发展,但是长期以来重点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仅仅这两个部门的发展是进不了社会主义,更进不了共产主义的。人们迷信暴力,借助暴力夺取政权成功之后,又企图借助于暴力跳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于是在苏联就有了名目繁多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说法,如“一国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发达社会主义的起点”、“20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到底,都是想以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实现发展阶段的跳跃。

整个20世纪的历史并没有能够证实资本主义的全部生产力的潜能已经发挥完了,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只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而已。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到处点火,甚至出钱出人在一些国家直接组织工人暴动,试图推翻西方资本主义的统治,但都无功而返。落后国家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虽然能够取得政权,但应当承认,这个政权是早产儿,必须细心呵护。采取跳跃,甚至“大跃进”(这是苏联30年代的用语,而不是中国的发明)的办法超越阶段,只能是欲速而不达!在1920年代,布哈林曾经提出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型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其目的就是想遏制一下急躁冒进的超越阶段的企图,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道路。

历史报应规律值得注意

马克思写于1857年的《印度起义》一文中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注意:“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历史报应的规律就是,锻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自己。”

马克思说的是印度的起义。此前,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本地人中间招募一支名叫“西帕依”的雇佣军,用来征服印度并维持其统治。然而,正是这支部队在1857年震撼殖民者的印度民族起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马克思接着写道:“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制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发动印度起义的不是饱受英国人折磨、侮辱和洗劫的莱特,而是由英国人供给吃穿、受英国人豢养和宠爱的西帕依。”

马克思提到的这个“历史报应的规律”或者“类似报应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在苏联共产党垮台上,我们同样看到了它的威力。

历史报应规律包含两个方面:报应什么,由谁执行报应。

历史上的坏事恶事不能不受到历史的报应,中国俗语说,物极必反,善恶到头终有报,就体现了历史的报应规律。承认报应规律,可以使人们对历史存敬畏之心。1962年刘少奇曾就中国的饥荒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严肃的政治家的话,他记住了历史的责任,记住了历史的报应规律。

报应有的很快来到,有的需假以时日,待矛盾积累到一定时候爆发。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写道:“我们满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造就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够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绞刑架和刑讯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父、沙皇、地主和资本家十足的奴颜婢膝。”按照历史报应规律,充满大暴行的沙皇制度是迟早要被推翻的,它果然在俄国二月革命中被推翻了。

令人遗憾的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人们在苏联继续看见了大暴行、刑讯室、集中营、大饥荒,以及对领袖的顶礼膜拜。苏共在历史上有许多恶的记录,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实施的大规模镇压,它涉及全国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不同民族的人士。那些和列宁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列宁的近卫军)被杀绝；能征善战的将军被杀光；有独立思想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持有不同观点或被怀疑有异己思想的人士遭到镇压；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轻微违反纪律的工人,遭到逮捕、流放、劳改。据苏联和俄联邦平反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说法,有两千万人遭到无端镇压,这还不包括受到株连的亲朋。一个残杀功臣、屠杀自己的同胞的政权、政党及其领袖必然要遭到历史的报应,这不是迷信,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否则,人类就会永远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时代,宗教裁判所时代。这是历史要报应的东西。

即使在阶级社会,国家的职能之一也是维持社会的稳定,防止社会分裂,防止“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的。然而斯大林的国家却人为地掀起“阶级斗争”,制造社会的对抗和分裂,这岂不是自毁长城吗?这样的国家出路有两个:一个是痛改前非,进行改革；一个是一意孤行,政权垮台。欠债总是要还的,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进程,总是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民主战胜独裁,自由战胜专制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人类岂不是永远生活在奴隶社会,或者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之下!

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布哈林在“自己的”法庭上说得分明:“世界历史就是进行审判的一个世界法庭。”所有处于无奈绝望之中的人们都曾寄希望于世界法庭。历史学家罗·亚·梅德维杰夫把他论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的专著取名为《让历史来审判》,决非偶然。

苏共为自己的垮台打造了两支力量

报应规律的另一方面是实施报应的工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实施报应的往往是作恶者自己打造的工具。苏共为自己的垮台打造了两支力量。

第一支力量是“在册权贵”。列宁曾经提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务,列宁的理由是斯大林“太粗暴”,他认为,这个缺点在一般共产党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他特别警告说,“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但是列宁身后的领导班子或者出于一己私利的考虑,或者由于眼光短浅,硬是把斯大林保了下来,并且赋予其更大更多的权力。这样到1920年代末,大权在握的斯大林就急不可待地中断了新经济政策,使社会主义失去走向市场经济的机会,而斯大林性格上“粗暴”的缺点,在1930年代的大镇压中毕露无遗。

斯大林实行了由上级任命的等级官员制度,由党中央设置了一套职务清单,这些职务任职人员的任命、调动和撤职统归中央掌握。整个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就是由进入该名单的官员管理的。起初人数在万名左右,后来队伍逐步扩大,除中央外,各共和国和州、区也有自己的列入本级党委管理的在册官员。这些官员享受政治、经济特权,享受特殊的福利待遇。例如1930年代,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提高到1万卢布(实际上他根本用不着卢布,他的生活早已进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给党政官员以1万卢布以下不等的高薪,另外还实行外人不知的红包制度。这样,就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养出一个享有特权的高薪阶层,即“在册权贵”。1950年代赫鲁晓夫进行了还没有触动体制本身的改革,但是他提出的干部任期制和定期更换制已触犯一大批当权派的利益,于是他们发动“宫廷政变”罢黜了赫鲁晓夫,中断了改革。戈尔巴乔夫上台重启改革,这次的改革冲击面更大,深深触及党内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遭到党内“左”、右派的反对和抵制,既有保守派的“8.19政变”,又有分裂派的别洛韦日密林会议。

叶利钦高举反特权的大旗,赢得大量群众的支持,而结集在他周围的党政官员绝大部分都是苏联的在册权贵。在册权贵的各路大军汇集起来推翻了苏共的领导,解散了苏维埃联盟。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在叶利钦时代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业精英来自在册权贵。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过去的党政工作人员组成,据统计,来自在册权贵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府中占74.3%,政党领袖中占57.1%。从苏联解体中得到好处成为亿万富翁的绝大多数也是在册权贵。多次打断改革、使苏共丧权的不是平民百姓,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苏共自己培植起来的“在册权贵”!

导致苏联解体的还有另一支由苏联自己打造的力量。苏联存在74年里,在地缘政治上继承的是沙皇俄国的衣钵,它在1921年动用武力并吞了独立的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1940年又出兵波罗的海三国,并吞了独立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这样,苏联就恢复了沙俄帝国的版图。然而,正是这四个被红军占领,强行并入苏联的国家,成为苏联国内最不安定的因素,成了争取民族独立的领头羊,它们在1990年代末率先举起民族独立的大旗,宣布本国主权高于一切,动摇了苏维埃联盟的基础。它们率先脱离苏联,恢复为独立国家,为苏联国内其他谋求独立的共和国做出了榜样。这支民族分离队伍是苏联自己打造出来的,它们曾经“壮大”了苏联,但最后又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急先锋,这是确确实实的历史报应。

苏共自己培植的“在册权贵”和自己打造的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这两者的合流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苏共和苏联帝国的统治,这应该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报应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