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改革既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是对原来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在苏联原有体制中的受益者——克格勃和苏联军队并不欢迎改革，他们在苏联制度中受益颇多。苏联政府的各个部门，尤其是与军工综合体有关的部门，都将因为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而动摇它们本固若金汤的地位，因此，他们并不欢迎改革。制造改革障碍机制的不止是官僚主义者，工人阶级也不是很欢迎。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1988年初进行的社会学调查资料表明，在普通工作人员中仅有1/5至1/4的人无保留地支持经济改革，并期望能在最近 2―3年取得好的效果。其余的人对改革的成功表示怀疑并认为要在遥远的未来才能见到成效。在被调查的人中仅有1/4的人认为重新调整自己的工作是必要的。改革主要触及经济界领导层、商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管理机关工作人员等阶层的利益，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大多数居民好，有一定的特权，对改革并不热心。集体农庄农民、合作社社员和个体劳动者大多数人支持改革。对改革最积极的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支持改革，而且是激进的社会力量，是推动改革重心转向政治体制的重要力量。

知识分子急于改变现状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原体制不满。在任何社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是如此。但苏共没有看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增强，仍然坚持所谓阶级原则。在吸收党员时，他们只注意使工人阶级、农民、妇女在苏共中占有相应的比重，而忽视了国内工人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忽视了把科学技术和创作知识分子积极推向前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就其修养水平和在经济、科学、文化中所占的关键地位来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知识分子收入不高，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许多人不得不从事一般工人的工作。苏联知识分子长期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苏联共产党对知识产品严格的监督，与知识分子要求独立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发生了严重矛盾，他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在我们社会缺乏公开性、精神停滞和开始腐败的时期，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精神道德方面，都是低下的。其特点是，有损尊严的低工资，非常有限的额外收入，很低的社会威望，最后，无论在教育、医学、文化、艺术，还是在科学方面，都不可能进行个人创造性活动……社会——人文知识分子比其他集团更多地遭受过压制民主、公开性，歪曲社会主义关系和降低社会道德之害。”因此，他们拥护改革，特别拥护尊重创作的自由，发展公开性和民主。

1988年年中出版了《别无选择》一书，把该书可以看成是改革力量的宣言。书中收录了阿法纳西耶夫、扎斯拉夫斯卡娅、萨哈罗夫、波波夫、谢柳宁等几十位知名学者的文章，历史学家巴特金在文章中指出，由于苏联社会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权机构变成了命运的主宰，“因此一开始就必须实现政治改革，也就是必须把政权从政府机构的手中拿过来归还社会，即改变现今的基础。这同时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改革，即现今的上层建筑的改革，也就是恢复它们（整个经营活动，还有一切其他活动，精神和实践活动、科学和技术活动，医学医疗活动，教育活动等）应有的独立性、第一性、基础性”。经济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提出：“党、国家和经济管理的职能彻底分工，取消政治机关对企业经济活动的不必要和有害的监督。党的机关要集中解决社会的政治发展的战略问题，深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选拔、教育干部和评价干部工作。苏维埃管理机关要集中加强法律秩序和社会主义法制，保证各区域的综合社会经济发展，满足居民的物质和社会需求。”当时参与改革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使改革不发生逆转的保证，也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争取民众支持，克服改革的阻力。从这些有代表性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普遍认为苏联现有的政治体制是不民主、不科学的，应该建立有监督制衡的民主的政治体制，让公民对社会的发展和决策负责任。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前，知识界特别活跃，建立了许多团体。1988年春建立了由“纪念碑”、“民主改革”、“改革―1988”和“人民协商”等团体参加的跨俱乐部政治团体。其领导人有丘拜斯、古谢夫、雷先科等，他们向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进言，要求加快改革步伐，许多苏共党员也参加进来。在1989年3月进行的人民代表的选举中，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竞选人民代表。从当时的政治力量看，尽管参与竞选者形形色色，但竞争和选择主要在苏共和“民主派”之间展开。当选者除“在册权贵”外，主要是激进派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竞选口号主要是号召建立民主的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有保障、清洁环境，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候选人都在选举中战胜了“官方”的竞争者，这反映了政权的严重危机。苏共没有为苏联人民创造行使政治权利、进行民主政治训练的条件，苏联的政治体制造就了闭塞、驯服、消极、盲目、参政能力低下的人民群众。因此，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民众更多的认可。

在俄罗斯联邦有232人参与竞选（俄罗斯选举代表总数是 645人），结果有78%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47%的中层领导落选，相反，有72%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获胜。在俄罗斯的645名代表中，知识分子占28%，党和政府官员占 21%，工人占 16%，企业管理人员占14%，农民领袖占13%，农民占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当选代表的37%。正如阿卡耶夫在评价列宁格勒大学教授索布恰克的行为时所说的，“他用内容深刻、形式鲜明的演讲摧毁了几十年形成的和建立在对苏共唯命是从基础上的苏维埃议会体制”。索布恰克在其所在的选区得到76.5%的选票。莫斯科大学教授波波夫也高票当选，这两位苏联一流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当选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市长。

苏联的知识分子实际上也不具备提出使国家摆脱危机方案的能力，苏联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梅德韦杰夫、亚夫林斯基、沙塔林，法学家彼特拉科夫，历史学家阿法纳西耶夫等人都是改革的参与者，有的还身居高位，担任了副总理或政治局委员，但是，他们并没有表现得更优秀。直接参与制定经济改革方案的阿巴尔金并没有超出当年柯西金的水平，沙塔林等人拿出来的“500天计划”现在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

知识分子们在讨论苏联改革的方案时脱离实际。在苏联，共产党不仅是政党，更是国家机关，改革应该从党的民主化开始，而不是抛开苏共这个社会的稳定器。苏联是个大国，改革应该采取渐进的方式。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苏联“这个制度的实质，是一党政权与国家的结合，而国家的实质是一党政权与经济的结合。因为党被叫做苏联共产党，而国家被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以这个制度在国内和世界被看做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而在意识形态上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应体现。由此得出一个似乎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不彻底消灭社会主义（不仅在其实际体现上，而且在理论上），民主就永远不能取得胜利”。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瓦？梅茹耶夫所总结的：“这个结论迅速支配了充满激情地开始改革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他们认为自己是比改革进程的倡导者更彻底的民主派。我深信，是他们葬送了改革的思想，他们成了叶利钦的情绪和意见的扬声器，他们赋予改革进程的不是改良的性质，而是真正革命的性质。苏联以实际发生的那种形式解体，随后戈尔巴乔夫被解除权力，虽然这都是叛乱引起的，但不是以法律方式，因而也不是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实例，而更像在上层发动的一场政变。”（《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81―282页）

苏联的教训表明，在现代社会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十分重要。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和大脑，任何社会制度没有他们的认可和大力支持都不可能长久。要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尊重他们的劳动，给他们提供宽松的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