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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

www.fjsen.com 2012-01-05 10:57  金久红 罗炳良 杨志芳 来源:《光明日报》 我来说两句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分歧最大的莫过于对清代乾嘉史学的评价。有的学者认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没有撰写出像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史书,因而得出清代史学成就较前代大为逊色的结论。这一认识表面上看来似乎合理,但实际上却存在明显的偏颇。我们认为,必须考察清代乾嘉史家撰述史书的时代背景与价值观念,才能够对清代史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由于时代不同,不仅各个时期史学研究承载的历史使命不同,而且史家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也不相同。汉宋以来的史家之所以撰写出各种体裁的大部头史书,是因为他们遵循“直书”、“实录”的治史观念,认为记载和保存的历史事实越详细越完备,就越能够发挥史学的经世作用。这一时期史家不仅注重采用不同的体裁记载历史,而且唐宋时期还出现了通史撰述的高潮。这种大部头通史的编纂,适应了时代赋予史家的使命,在当时较好地发挥了史学的功能,应当充分肯定其价值。但到清代乾嘉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无论在历史文献还是在史学思想方面,成就固然巨大,弊端也积习颇深,亟须做一番认真清理和总结。乾嘉史家认识到当务之急是考订和审查历代遗留下来的大量史料,如果依据错误的史料撰写史书,那么编撰得越多出现的错误也就越大。这一治史观念反映在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好著书不如多读书。在清代乾嘉史家中,王鸣盛和章学城在这方面的认识最具代表性,集中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的著述价值观。王鸣盛在其代表性著作《十七史商榷》的序言中说:“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著,恐著且多妄矣。”面对数量颇丰却错漏屡出的前代著述,王鸣盛深刻地意识到澄清历代史书的谬误,才能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校勘订讹才是当代学人读书治学的基础工作和根本任务。在他的史学意识中,只有根据确切、内容征实的考证之作才真正有价值,所以王鸣盛极力倡导一种力图使考据与撰述相互统一的治史学风,阐述了关于历史编纂学的辩证思想。他说:“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然则予盖以不著为著,且虽著而仍归于不著者也。”(《十七史商榷·序》)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的观点多有不合,但在慎言著述这一点上,却是所见略同。他在《知非日札》中说:“杨文庄公言学者取三多:看读多,讲论多,著述多也。夫看读与讲论,则洵贵乎多矣;著述安在其必多哉!著述多则必不精,精则必不能多。”由此可见,好著书不如多读书的观念被当时学界所认同。乾嘉时期记载历史和编撰史书已经不是史家的主要任务,当务之急是考证历史,避免史书以讹传讹。于是勘误、纠谬类型的考史之作成为史学著作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记载历史类型的著作则降至次要地位。

  • 责任编辑:王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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