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少数民族的新文化符号

“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春节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从送灶神入年关开始，迎神祭祖、行花街、守岁、贴春联、接财神、放鞭炮、拜年到出年关、行开耕礼、办庙会、闹元宵、舞龙舞狮，再到出春色、玩飘色等，“最终形成一系列适应自然环境、调谐人际关系、传承文化理念的禁忌、占候、祭祀、庆祝、娱乐等活动项目”。这种“沉淀”，千年不绝，代代相传，历久弥新，使传统具有了连续性、秩序和意义。

符合各民族的内外需求而被接受

春节的确立与普及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节日文化的生成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是由多种文化元素综合与提炼的结果，并构成一个完整而和谐的节日体系。源于中原地区的春节最初是由汉族构建的一个文化空间，因人口迁移、民族交融、文化流动而带来的文化互动，使春节演变至今只有节日名称和时间空间尚未发生变化。

春节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其实最初也是一种文化适应。但最终把“汉人的春节”的称谓变成“过春节”，其意义不仅在于去掉了“汉人”二字，更在于少数民族对这种异质文化的接受，从而使“过春节”成为了同质性的诉求。

关于这个问题，学者贝利认为，文化适应过程中将同时面临着保持原有文化的认同和接受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双重选择，对这两个维度的肯定与否，会产生四种文化适应策略：既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保持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称为“整合”，只注重保持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而放弃原有文化的称为“同化”，只注重保持原有文化而不注重保持与主流文化的关系称为“分离”，既不认同主流文化也不注重保持原有文化的称为“边缘化”。在这四种策略中，春节被认同就属于“整合”的适应策略，是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最佳模式，它实际上已在各民族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间构建起了一种平衡关系，由此，春节变成了超越民族、地域的全民共享性节日。

在云南，春节作为已被各民族广泛认同的一种节庆方式，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孕育出了诸多庆贺新春的“趣风异俗”。2011年的春节为展示不同民族的习俗提供了鲜活案例，以下初略归纳的“云南民族过年十八味”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各地、各民族春节习俗的概貌：景颇山上都是菜，不使碗筷用手来（德宏州/景颇族）；耍龙唱戏齐跳舞，家家户户迎本主（大理州/白族）；迎春插花来打跳，跳出灰来跳出笑（楚雄州/彝族）；不用筷夹用手喂，米线过手好滋味（德宏州/阿昌族）；火塘边上映笑脸，共饮侠辣亲情连（怒江州/怒族）；煮酒插松挂经幡，男娃女娃穿新衫（丽江市/普米族）；家家户户洗大门，春联都是东巴文（丽江市/纳西族）；卡雀哇节好热闹，头戴牛头把舞跳（怒江州/独龙族）；澡堂会万人共浴，同心酒开心欢愉（怒江州/傈僳族）；跳锅庄人人快乐，献哈达扎西德勒（迪庆州/藏族）；蘑菇房里炊烟起，梯田边上歌声齐（红河州/哈尼族）；秧萝内传递信物，花街节霓裳轻舞（玉溪市/傣族·花腰傣）；跳花会上歌声妙，吹响木叶人欢笑（曲靖市/布依族）；吹起葫芦人欢笑，扩塔节上真热闹（普洱市/拉祜族）；拉动木鼓来过节，阿佤山上同心结（临沧市/佤族）；姑娘小伙来对歌，村村寨寨皆欢乐（文山州/壮族）；芦笙歌情满花山，百褶裙舞到星闪（文山州/苗族）；牛皮大鼓庆丰收，基诺大歌响箐沟（西双版纳州/基诺族）。

在这些习俗中，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各个民族固有的传统，只不过被移植到了这个特定的时空之中。春节作为“既神圣重要而又美好快乐的日子”，其中体现出来的民族凝聚、人际调节、心理制衡、生产导向、文娱体育、教育宣传、文化传承、信息传播、商品纽带等功能符合各民族的内外需求而被接受。

社会文化潜隐功能的显现

作为共享性的节日，春节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具有积极意义。

第一，少数民族春节习俗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春节习俗的内容，使中华文化多样性的深刻内涵在这一文化空间中得到了提升。习俗的发展具有“俗随时变”的特点，春节也不例外。从宏观上看，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介入节日中，并非是对春节精神内核的颠覆，反而是被发明、被持续生产和塑造的结果，具有新建构的特点。而少数民族在春节中的一系列祭祀、聚会或饮食等风俗，既包含了娱乐或休闲的成分，又有特定的人文取向，更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表达，增加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又一平台，于“节日中存在的仪式行为，是他们社会文化潜隐功能的显现”。

第二，春节成为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中的新文化符号。各民族在春节文化适应的过程中，既吸纳了“异文化”有益的因子，又未放弃本民族的传统，甚至有所创新。因为，“文化传统、特定文化和特定因素或性质都具有持续性、‘生存力’或‘惯性’，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则，即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改变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与效果”。通过春节，少数民族将文化认同的符号从群体内部的固有传统升华至“国家符号”层面，不仅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而且在原有地方性知识中加入了新的文化符号，出现了“新民俗”。

第三，春节成为增进民族内部凝聚力和加强民族之间亲近感的重要纽带。春节在长期的历史传承中已内化了少数民族的心结，享受春节，就是集中体验、传承历史文化传统。参与春节活动，借助共享的传统，是一次集体认同的过程。少数民族群众散居各地村寨，因生产繁忙和交通不便等原因，平时很少联系，一般只有通过节日才能互相走访团聚，个体成员或群体文化事项也才会得到集中展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民族村寨中许多在外工作、求学、务工的游子也许会放弃参加本民族传统节日的机会，但春节所体现的亲情情结、敬族情结、寻根情结、乡土情结则牵引着他们的心，真正成为民族情感的黏合剂。

春节这一符号和少数民族所处的文化场域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节日文化的空间；在少数民族眼中，春节从“你们的”、“他们的”到“我们的”称谓与实践，反映了春节在时代变迁中发展成为容纳多种主体、多重资源的文化运作空间；通过扩宽春节在社会文化中的“共享性”作用，促进文化多元化发展，同时守护节日文化的受众主体，以此延伸和扩展春节的文化空间，进一步突出文化中国的“表情”，应当是全民对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