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一体化异化噩梦

三、“一体化异化”框架对欧债危机爆发原因的具体解释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构建了“生产-制度-意识-矛盾”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总体上对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尝试着运用这一理论框架，结合欧元区的具体实际，对欧债危机爆发的原因做一个详细解释。

（一）生产发展与欧债危机

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看，一体化的推进程度必须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综观当前欧元区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不仅总体上无法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高度发达的状态，而且各国之间的差距也十分悬殊。在这样的情况下，快速推进一体化进程尤其是欧元的出台就容易带来很多问题。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在关于“欧盟是否是一个最优货币区”的问题上就发生过激烈的争论。1992年6月，60位德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欧洲货币联盟--对欧洲决定性的考验》一文，文章认为：欧洲货币联盟（EMU）要正常运行，其前提条件在于成员国经济趋同，而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应该设立具体条件，设立日期只会使为达到要求而作假，影响后续发展。也就是说，欧盟尚不具备引入共同货币的条件，贸然行事将带来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灾难。[13]

就现阶段的情况而言，在欧元区的成员国中，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属于欧共体内的“南方国家”，它们既没有特殊的地缘优势，也没有明显的资源优势，更没有领先的创新优势，经济发展只能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旅游业、房地产业等，产业结构单调。随着它们加入欧元区，

生产要素升本上升，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未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它们的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在竞争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欧元区的对外出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被德、法等强国所垄断，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强国带不动弱国，弱国拖延了强国，欧元区的经济发展优势与市场竞争优势不但没能得到体现，反而呈现出逐步弱化的趋势，使得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乏力。[14]再加之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部分国家的财政收入锐减，债务危机随之爆发。以希腊为例，2010年服务业在其GDP中占比达到52.57%，而工业占GDP的比重仅有14.62%。希腊的支柱产业如海运、旅游也等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希腊海运市场急剧萎缩，航运业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27.6%，航运业对经济的贡献率由原来的7%下降到1.2%。旅游业收入也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腊旅游的美国游客减少24.2%，同时欧盟成员国进入希腊的游客也锐减19.3%，来自两地的旅游业收入分别减少16.2%和14%。[15]支柱产业的萎缩直接导致了希腊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在这样的窘境下，为了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反而加大了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的投资力度，投资规模很快就超过了自身承受能力，导致负债提高。

（二）制度协调与欧债危机

从制度协调的角度看，一体化的推进需要适当的制度和生产关系作保障。而现阶段的欧元区，在这方面还存在诸多障碍：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宏观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各自不同的政策目标，财政政策一般服务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目标，而货币政策则通常服务于物价与币值稳定等目标。通常情况下，要调控宏观经济，需要把两个变量搭配在一起进行使用。从欧元区的情况看，财政政策分散掌握在不同的成员国手里，而货币政策统一掌握在欧洲中央银行手里。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货币政策的采用则只能交给欧洲中央银行来决定，其后果也由所有成员国共同承担。各成员国自己只能充分运用财政政策这一工具来调节本国经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各国具有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倾向。由于欧元区缺乏对成员国财政状况的有效监管机制和惩罚机制，导致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远远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上限，进而出现债务累积和主权信用危机。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本次债务危机出现的重要原因。对此，索罗斯指出：“欧元区成员国成立了一家共同的中央银行，但却拒绝对本国公民的征税权给予一个共同的结构。这一准则被写进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在后来得到了德国宪法法院的严格解释。欧元结构独特，其可行性面临考验。”[16]“欧盟缺少一个统一的财政部。发生债务危机时，一个统一的财政部本可以成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7]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也指出：欧元区面临三大当务之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建立财政联盟。“这意味着欧元区国家将丧失部分国家主权，以及创立一个可信的机构框架来处理财政政策（但愿还有更广泛的经济政策事宜）。欧元区需要的是一个配备适当人员的财政部，而不是欧洲理事会茶歇期间商定的临时性协作。”[18]

第二，缺乏统一的政治联盟。政治一体化是财政和货币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有学者指出，政治一体化的意愿可以推进有共同承诺的联盟形成，维持对话、合作与交流，加强国家间的制度化联系。从一体化的推进情况来看，统一的政治联盟有助于协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分化，提高决策效率。但是现阶段的欧洲，在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政治一体化却没有相应地跟进，[19]使得成员国之间在协调上总是出现矛盾。在希腊刚刚发生危机时，法德等国家在救助计划的制定上迟迟不能达成一致，最终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其实，对于这一问题，1992年60位德国经济学家联名发表的文章也进行了质疑，他们认为，在政治联盟建设很不完备、市场一体化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欧盟并非一个最优货币区，在此条件下推行货币联盟，无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且很有可能破坏“价格稳定”的终极目标。[13]对此，欧元创始人之一奥特马尔·伊辛也有类似的看法。2006年他曾说，没有一个成熟的政治联盟，货币联盟也能运行和存续。但是现在他承认，在尚未建立一个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就创立货币联盟，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20]

（三）意识认同与欧债危机

从意识认同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不同利益取向和政策目标影响了对危机的救助。在存在主权国家的情况下，不同国家看法和意识的趋同是推进一体化的重要保证。但从欧元区的情况来看，各成员国由于具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和政策目标，使得它们对危机救助的看法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实际上，在最初推行欧元的时候，英国就拒绝加入欧元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英国对欧元这一新生事物的前景不确定，担心一旦欧元失败，会引发巨大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风暴。1992年，60位德国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也指出：欧洲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利益上未能达成足够的统一性，没有证据支持欧洲应该实行单一货币；此外，各国在政策目标上也存在分歧，比如德国把稳定物价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但是在其他国家可能无法达成共识，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13]

在此次欧债危机的应对和救助希腊的问题上，欧元区各国尤其是法德之间出于各国利益考虑，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度形成两大互相对立的阵营。如德国在荷兰和芬兰支持下一直坚持让持有希腊国债的私人投资者参与新一轮救助希腊计划，而法国立场则与欧洲中央银行一致，反对希腊出现任何形式的债务违约或重组；在欧洲金融稳定工具作用问题上，法国主张放松有关限制，加强并扩大这一工具，但德国对这一主张表现冷淡，对出资救助其他国家并不热情。对此，法国《世界报》指出，法德两国之间的诸多分歧源于双方对欧元区经济治理主导权的争夺，进而为各自内政需要服务。[21]正是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态度和看法不同，导致救助计划无法及时出台，从而多次错过对希腊进行救助的有利时机，最终使得危机全面爆发。

（四）基本矛盾与欧债危机

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角度看，欧债危机和次贷危机一样，都是新的发展阶段下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集中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其中非常显著的一点就是经济的金融化、金融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逐步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为突出地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为了应对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美国采取的办法是降低信贷门槛，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信贷消费，从而导致个人和政府债务迅猛增长，形成一种债务型经济增长模式。[22]而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创造出既能转移风险又能带来丰厚利润的金融衍生品。当金融资产泡沫破灭、危机爆发时，各国政府只能竭力救助金融机构。而为了实施救援，大量的美元被印制出来，联邦赤字剧增。为了减轻危机对自身的危害，美国利用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垄断地位，通过发行债券、迫使别国货币升值、对外投机、操纵利率等手段无偿占有别国财富，[23]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冰岛、希腊等资本主义外围国家转移危机。当其他国家的资本被掠夺得无利可图时，危机最终向美、英等核心国家自身转移和蔓延，这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逐利和转嫁危机的必然路径，也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可调和性的突出表现。[22]当然，在资本主义转嫁危机的过程中，全球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在客观上为它们转移危机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而欧元区脱离“生产-制度-意识”条件的异化一体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危机转嫁的过程，从而使得债务危机迅速席卷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