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表示，关于“医药分开”的问题，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广东下一步将剥离医院门诊药房。（10月23日《齐鲁晚报》）

　　现在意义上的“医药分开”，源于2000年国务院体改办等八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医药应“分开核算、分别管理、统一上交、合理返还”，意思是在医院内部搞两本账，药品收入按新的财会制度单独核算，统一上交后再由政府部门合理返还给医疗机构。当然，病人处方可以在医院取药，也可以到定点的社会药房取药。

  　“医药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药品流通的竞争机制，切断医院、医务人员与药品营销商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可是，长期的“以药养医”已经形成了顽固的体制惯性，药品利润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来源。在医疗服务成本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实行“医药分开”，必将使医院承受很大的经济压力，影响医院的生存和发展。

　　“医药分开”的前车之鉴是韩国。在医疗卫生体制上，韩国与我国有许多相似性，二者都曾经历长期的医药不分。以药养医、医生不合理开药，导致“看病贵”、“看病难”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经历近40年的立法和先期计划以后，韩国政府终于在2000年着手改革。

　　然而，尽管政府做足了准备，韩国仍然发生了医生大罢工，罢工成功迫使政府修改计划，政府不但将医生的收费提高了44％，而且，三次给医生涨工资，并增设处方调剂费。这样一来，消费者的医疗消费不但没有下降，而且见涨。更重要的问题是，强制性的医药分开并没有充分激励医生去开具有成本效益的药，医生反而开更多品牌和更贵的药。并且，医生还想方设法通过检验和检查，通过多使用医疗器械来代替药品。

　　药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患者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这决定了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现在，对医药进行分开核算、分别管理，但是，只要允许药品品牌出现，以“开方费”促销药品的方式就不会消失。在我看来，一个科学、合理程序和机制固然重要，但医生作为医疗过程中最为核心和能动的要素，他的良知则永远是最重要的。 （彭兴庭）

（责编：吴颂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