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市举办的“青年干部职务犯罪的成因透视与预防”讲座上，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卢铁峰介绍，广州职务犯罪有四成是30岁左右的青年所为，而广州青年职务犯罪人数的85％年龄在30到45岁，他们掌握一定权力，有许多是单位和部门主管。这些人的特点是高学历、高智商，犯罪手段呈现高技能、高智商趋势，涉案金额巨大，危害程度深。此外，调查显示，国企、建筑、行政执法、教育、卫生、体育等部门是青年职务犯罪的高发领域。

    “30岁”何以沦为职务犯罪重灾区？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并认真思考的问题。前些年有所谓“59岁现象”，要退休了，要交出恋恋不舍的权柄了，最后狠狠地捞它一把；而“30岁”，也就是说走上领导岗位还没有多久，用功利一点的话说，还来日方长呢，着什么急？所谓“思想过度开放，正值当年，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导致其犯罪起步早、胆子大、作案手段更加狡猾”，应当是旁观者的一面之词，不过，在令人费解的同时，也从侧面揭示了腐败现象已然到了肆无忌惮地步的一面。青年人一朝大权在手，无论口中的调子唱得多高，想到的其实只是如何满足自己，满足自己的享受以及满足自己贪婪的种种欲望。这样的年轻官员如果能被及时地揪出来，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幸运，否则，要让他们继续干下去，干到“59岁”，那就不知有多少社会财富被中饱私囊、多少建设者的辛勤汗水付之东流了！

    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打击是治标之举，预防是治本之策。“30岁”何以沦为职务犯罪重灾区？道理显而易见，人人明白，内因、外因，说到最后，权力缺乏制约。其实，无论是“59”还是“30”乃至一度冒出来的“26”，腐败之所以能发、多发，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现行体制、机制存在着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腐败与这些因素有关，而与年龄无关。没有或很难受到制约的权力，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会滑向权力运用的反面。问题是，怎样才能制约权力？这些年来，对职务犯罪的预防，从国家到地方无不高度重视，出台的措施可谓汗牛充栋。倘若监督体系真正发挥了作用，应该只有那些无比狡猾的老狐狸才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何至于大网一撒，居然网到了四成涉世未深的青年领导干部？要么是“30岁”根本没把监督放在眼里，要么是监督果真形同虚设，二者互为因果。

    随着经济的巨大成功，发展中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渐显现，腐败现象便是其中之一。公共权力运行中的腐败现象，不仅严重腐蚀国家肌体和部分官员的灵魂，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国家和政府的声誉，而且直接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削弱国家的职能。而腐败年龄段的降低，甚至降到了几乎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青年人头上，印证了党的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等特点。反腐败一定还要加大力度，否则，职务犯罪的年龄段再度降低，也不是不可能的。从源头上真正遏制职务犯罪，刻不容缓。（南方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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