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自负。这不，针对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全国人大代表、济宁市市长张振川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张振川说，这个文化标志城最早是济宁提出来的，已经七八年了，还有69个院士的签名支持，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3月12日《新京报》）

　　两会前，“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口风透出，已经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孙淑义委员在全国两会发言，又立即引起108位委员连夜联名签名反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安家瑶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华文化标志城”是打着文化名义破坏历史遗产和传统文化环境。还有论者指出，文化标志城，标志的不是文化，而是生意经，提出终止文化标志城现在还来得及――正当代表委员以及公众期待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之时，济宁市市长居然抛出了“肯定要建”的结论。这，不仅让代表委员以及公众倍感失落，也让两会这一“思想盛宴”掉进了一颗老鼠屎。

　　一个小小的地方市长居然在在高官、富豪和明星云集的两会上，抛出这样的言论，让公众不得不佩服其自信与胆识。从济宁市长“肯定要建”的自负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地方及其市长对政协委员提案的蔑视，看到地方政府在做出决策时的强硬姿态――或许，在济宁市政府及其市长眼中，“中华文化标志城”绝对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绝对只会成功不会失败，一切反对意见都只是某些委员代表别有用心、阻挡其“执政为民”吧。

　　然而，如果一件事情绝对是正确的，那还要专家论证干嘛？一个决策绝对是完美的，那还要代表委员召开两会予以讨论干嘛？另外，文化标志城如果确实毫无瑕疵，委员代表以及公众显然是不会提出质疑的，应该是一片附和之声才对啊。“肯定要建”的声音体现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济宁市长对“两会”制度认识上的浅薄，体现了地方政府对自身决策和权力的极度自信：他们已完全听不进反对的声音，此次参加两会只是要争取国家财政、得到“唯一”的法定地位而已。

　　改革开放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央分权、地方扩权的历史。时至今日，地方政府的权力已经得到充分的提高，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尤其是在管理社会经济事务方面成为了主导者。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行政中出现了大量的不合理乃至不合法的作为：从消极抵制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到地方保护主义，从乱作为的政绩工程到乱征地、拆迁扰民、侵犯公民权利等。济宁市长“肯定要建”的豪言壮语告诉我们，即使当地人民全体反对，即使国家财政不支持，即使人大不批准，文化标志城依然要上马――这充分说明在中央放权之后，某些地方政府已经失去了约束，在地方决策上已经拥有了绝对权力。

　　这样的权力自负显然是危险的，因为它往往会导致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要约束地方政府的权力自负除了完善人大政协制度之外，还须赋权于民，加强舆论监督，唯有如此，才能阻止地方政府使出劳民伤财的昏招，才能让地方政府不敢在两会上放出“肯定要建”的豪言。(刘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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