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新疆阿勒泰地区将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由该地区纪委、监察局和预防腐败办公室制定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共有8章23条，内容并不繁杂，但却有诸多重大突破，即：在申报对象上，由仅限于“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变为包括一些握有“实权”的工作人员；在申报内容上，把“收入申报”变为“财产申报”；在监督方式上，由内部监管变为公开监督。因此，《规定》一露面，便被誉为“阳光法案”。（见2008年9月28日四川新闻网）尽管其效果尚待观察，但诚如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所说的，这是一项“破冰之举”，为中国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提供“良好范本”。（见2008年9月28日四川新闻网）笔者则以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需要加快推进。

    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做出了“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的判断，并提醒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今一些贪官，贪污受贿的金额在不断攀升，几十万的已属小儿科，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上亿的也不鲜见。而一旦被抓，能够查证的只占犯罪金额很小的比例，大部分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原来只能判5年，现在最多判10年。若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且无法隐匿，不仅可以有效遏制官员非法敛财，而且会使贪官早日现形。既然如此，这把反腐败的杀手锏为什么不用呢？

    官员财产申报已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有效手段。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源于瑞典，迄今世界上已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开花，在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这一制度对开展反腐败和保持官员政治清明发挥了重要作用，或曰居功甚伟。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我们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既然如此，套用我们一些官员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与国际接轨”，为什么我们在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不能尽快“与国际接轨”呢？

    加快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需要通过立法途径强制进行。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让官员的财产暴露与阳光之下，其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就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通过立法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1994年，官员《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全国人大“八五”立法规划项目。但十几年过去了，尽管无论是业界还是在坊间一直呼声甚高，但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何以如此？除了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落实难度大以外，官员的阻力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英国思想家赫兹里特说过：“一个人越是大权在握，就越是无法忍受对他使用这种权力所作的限制。”新疆阿勒泰地区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意见》出台之后，有关部门对当地和新疆其他地区部分官员抽样调查表明，拥护的只占一成，二成表示无所谓，七成表示反对。反对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的属认识问题，有的认为条件不成熟，有的大概就是自身有问题了。然而，严峻的反腐败形势，绝不能因为部分官员反对停下脚步，进而把这项“阳光法案”的出台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通过立法程序强制推进，已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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