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愈演愈烈的次贷风暴不断把欧美金融企业刮倒，迫切需要有人出来扶一把，而中资金融机构的态度却发生了从最初的抄底冲动到现在敬而远之的微妙变化。变化背后，反映出两个基本事实：

    一方面，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异常严峻，且瞬息万变，在情况明朗化之前轻易做出决定将承担巨大风险。去年次贷危机刚发生时，中资金融机构的并购还是相当活跃，例如，中投公司曾于2007年6月和12月先后买进百仕通和摩根士丹利30亿美元和56亿美元的股份，但迄今为止，上述两笔投资已分别缩水46%和25%；而国开行2007年7月斥资22亿欧元收购巴克莱3.1%的股份，目前股价也已下跌了56%。

    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国开行向花旗集团注资及接管德累斯顿银行的申请接连被否，清楚表明了国内监管部门的谨慎态度，不得不令国内金融机构知难而退。因此，现阶段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暂不介入，权作壁上观。尽管摩根士丹利近日向中投、中信等都伸出橄榄枝，但中方接盘的意愿普遍不高。

    类似情况同样存在其他亚洲国家。与去年的收购热潮相比，阿布扎比投资局、科威特投资局和卡塔尔投资局等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已大大减少了在美国和欧洲市场的活动，相较而言，它们更愿意在印度、东亚和周边国家寻找机会；而韩国产业银行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已宣布放弃了收购雷曼兄弟股权的谈判。

    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企业曾挟日元升值之势大手笔抄底美国资产，最后只落得仓皇北顾。历史教训提醒亚洲各国，切不可因贪一时便宜而轻举妄动。然而，这一次恰恰又是日本，再度成为华尔街的救星：三菱UFJ金融集团将收购摩根士丹利20%的股份；野村证券以2.25亿美元获得雷曼兄弟在全亚洲的特许经营权，同时，它还一举拿下了雷曼兄弟在欧洲和中东的股票与投资银行业务。此外，瑞穗、三井等也在今年稍早介入了收购华尔街资产的活动。

     世人皆知，冲动是魔鬼。那么，冥冥之中究竟是什么力量再次推动众多日本金融企业去干这种火中取栗的事呢？目前媒体分析多集中于日本企业的市场扩张动机和日本国内的人口老龄化约束上，然而，类似情形在其他亚洲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笔者认为，至少还有两个特殊因素被忽略了：

    其一，与其他亚洲国家比较，日本金融企业的“委托－代理”机制并不明显。无论是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还是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他们所掌管和支配的都是本国公民的共同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被视为委托人，而金融企业成为代理人。由于双方所面临的激励及风险不对等，在金融市场扩张期，委托人监管意识不强，导致代理人激励上升，成为风险偏好者，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而一旦市场进入萎缩期，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又过于严格，使代理人畏首畏尾，难以自由行事。反观日本，主权财富基金尚在构想之中，而金融企业的财阀威权背景依然浓重，决策权力相对集中。此外，日本金融企业的庞大规模也决定了其抗风险损失的承受力较强。

    其二，日本金融企业大举扩张是为了争夺日元套利交易活动的主导权。2004年以来，美联储和欧洲、英国等央行逐步提高利率，而日本央行却一直将利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在全球16种主要货币中，日元利率最低，长期处于0.25％至0.5%之间，这为拆借日元投资其他货币的资产创造了条件，并使日元成为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重要源头。不过，传统上日元套利交易的一般路径是：先由一家外资银行在东京的办公室按日元拆借利率向日本金融企业借入，再由该银行的东京办公室“借给”其总部，并向日本央行报备，最后该银行总部将这笔资金投入美国、欧洲或是新兴市场，或投资于对冲基金，以获取高额回报。显然，在此过程中，日本金融企业基本是位于价值链底端的资金提供者，只能赚取微薄的利息。

    9月17日，日本央行再次决定将银行间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维持在0.5%水平不变，但如果全球金融市场状况继续恶化，日本经济不可避免会受到拖累，利率也将进一步趋近于零。因此，未来数年间，日元套利交易很可能重新掀起一波高潮。此番日本金融企业选择果断出手，既有顺手捡便宜的考虑，更是着眼于今后长远发展，一旦其全球布局完成，届时日元套利交易活动的主角将不再是外资银行，而是日本金融企业，交易的路径也相应演化为：日本金融企业总部将日元直接“借给”其海外分支机构，投资海外金融资产，从而独享好处。

    显然，中、日双方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考虑，中资金融机构没有必要跟在日本后面亦步亦趋。况且，现在就断言日本企业能否避免重蹈覆辙为时尚早——日本金融体系与欧美金融体系根本是两个系统，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文化差异都存在巨大鸿沟，难以轻松跨越。

    而对于中国这样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金融业发展最缺乏的不是资金，也不是市场，而是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视野和经历的中高端管理和实务人才。以此观之，此次欧美金融市场风暴无疑提供了一个绝好机遇。据报道，随着雷曼兄弟、美林和AIG等机构相继陷入绝境，华尔街已有4万名金融从业人员面临下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华人金融高管；而在伦敦金融城，同样有数以万计的金融从业人员正失去工作。

    因此，中国应当抓住机会，走在其他亚洲国家的前面，积极延揽高端人才，而不是与日本去比拼抄底金融资产。具体做法可同时包括“走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走出去”，就是国内金融机构赴海外开设分支机构，借助当地人才优势，尽快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而“请进来”是聘请海外金融人才，特别是华人金融高管回国工作，推动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刘 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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