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召开的高检院电视电话会议透露，经高检院和公安部相互沟通，派驻检察室有望与看守所进行信息联网和监控系统联网，强化对监管活动的动态监督。此外，今年以来，高检院监所检察厅共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报告15人。(4月19日《京华时报》)

在经历了云南版“躲猫猫致死”、江西版“做噩梦身亡”之后，看守所仿佛成为现代社会里的“法治百慕大”——至少从已披露的几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来看，其“死因”总是以一种不合常理的诡异与荒诞，挑战着人们的想象神经。

同样，囿于现有信息，不知高检院此次公布的，截至4月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报告中的15人，有多少人是因为“心脏病”问题，或是和同室人员玩“躲猫猫”、“弹额头”之类的小游戏而猝死的。而且，考虑到现实语境中，政府权力机构信息发布的不透明，以及民众知情权、监督权的运行现状，“15人”是保守估计还是核实无误的精准数字，都还值得存疑。

退一步说，即使这个数字是值得信任的，那么仅仅一个季度左右，就有15名在押人员人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仍显惊人，而这还未囊括监狱服刑人员。可见，被羁押人员的生存现状，有必要得到舆论的高度关切。所幸，在我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中，明确指出要严防对被羁押者实施刑讯逼供或者体罚、虐待、侮辱等行为的发生，严禁刑讯逼供、非法拘禁。

被羁押者的人身权利若得不到根本保障，则“躲猫猫”事件难止。而这类案件还有一个吊诡之处在于，关于“躲猫猫”、“做噩梦”猝死的关键监控视频，总会适时“自动毁损”。要么因为“看守所设施陈旧，条件恶劣，硬件跟不上”监控不到位，要么即使有监控视频，案发后也恰巧出现“机械故障”而不能完整播放。

或鉴于此，日前，公安部提出9月30日前全部完成看守所监控设施安装并投入使用，与驻所检察室联网，自觉接受检察机关实时监督。但硬件投入再大，若软件不进行匹配性升级，也是治标不治本。虽然监控探头不会说谎，但若管理探头者的人权观念不随之提升，认为被羁押者都是“社会渣滓”，即使遭受刑讯逼供或“牢头狱霸”的欺负，也视而不见，那么难保闹出人命后，监控视频不“自我瘦身”。比如福建青年在看守所猝死后，被殴打监控录像疑遭删除；而在九江看守所猝死的李文彦，其家属所看的监控录像也不完整。

所以，遏制这种随意删改监控视频的权力才是问题的关键。而在当前侦羁一体制语境下，看守所在押人员与办案警察之间，实则存有一种异常紧张的关系。在破案压力和传统思维影响下，为迅速破案，不排除警察使用暴力手段的可能性。而这种镜头显然不允许出现在监控视频中。所以，即使人身权利遭到非法侵害，被侵害者往往也难以具有对抗侵犯和申诉的机会。

针对这一痼疾，我们不妨考虑在参考外国侦羁分离的基础上，尝试以制度改革来破题。以有效的制度安排，抑制某些现在仍张狂于看守所里的不法行为，让在押人员免受不正当侵害。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看守所或许才会真正肩负保护在押者权利的责任，尽量杜绝监所里的非法行为。

进行这样的制度改革，既有利于保护在押人员的权益，减少“非正常死亡”的悲情，也有利于提升警察系统形象，更有利于司法权力的优化。可见，这种多赢的软件改革比纯粹的安装监控探头等硬件提升，更值得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