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社论说，经过一两个月的布局，马英九兼任党主席一事应该大致底定，并由马英九亲自对外宣布。此事虽已行将定案，我们仍要对于尔后党政局势的发展做些预测，并做若干的提醒与警示。

社论说，我们当初支持马英九兼任执政党主席，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观察。其一，是“立法院”对“监察院副院长”等人事同意权操作丑陋，使一些社会形象不差的被提名人中箭落马。其二是年底若干县市长提名作业，国民党党部似乎坐观其变，任令民意形象极差、或裙带关系暧昧的人霸王硬上弓。这两件事都有一共通点：民意偏好极为清楚，但党部却有如自走炮，完全与民意脱节。面对这种情况，身上承担七百多万选票民意压力的“总统”，就必须要挺身而出、概括承受，而具体的做法，就是由“总统”兼任党主席。

然而，我们也要特别提醒，“总统”兼任党主席其实是为矫治党部掣肘之弊，而非为了一统党政运作。近日媒体报道，马英九在接任党主席之后，将安排萧万长、刘兆玄、王金平等人接任副主席。果真如此，那就确有虚化制衡、威权领导的疑虑，这样的安排也就值得三思。

社论说，在民主国家，不论是内阁制或总统制，最核心的关键就是“制衡”二字。“总统”提名的人事案，人民虽然讨厌有心人结党营私地予以蓄意杯葛，但绝对还是希望民意机关能够严格审查、确实把关。“立法院”不能悖离民意将好人封杀，但更不宜变成橡皮图章，沦为政党背书的“立法局”。如果将来重要人事案都如戒严时代一样，改在国民党中常会拍板定案，而“立法院院长”以副主席名义支持、“立院”党团召集人以中常委身分表态，然后就行礼如仪照案通过，那么同意权就形同虚设，是百分之百的威权体制。同样的，如果“副总统”财经顾问小组的意见或“行政院”提案以后都由副主席提报中常会，再发文“从政同志”执行，那就是紊乱体制、重返威权的象征。

换个角度来看，民主制度的可贵就在于它的对话、折冲与妥协。这些对话折冲不只存在同一政党各个团体（如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更是朝野政党互动的重要一环。国民党中常会是个极为传统的会议，阶级礼仪气氛浓厚，法相庄严，却绝不是一个适合党内对话的场所。如果将行政、立法、副“元首”等各方霸主都涵纳于党务会议之下，那就很难不重蹈当年以党领政的老路，一切的一切都以中常会定夺。果如此，当立法权在党的体制下限缩了运作空间，则在野党绝对会难以忍受，激烈的社会冲突恐怕就在所难免，而且所有纷争的矛头都将指向国民党主席，再无回旋空间。我们相信，这绝对不是马英九所乐见的局面。

社论认为，国民党对于“总统”兼党主席一事并不陌生；数十年来蒋中正、蒋经国、李登辉莫不如此。但马英九如果只参看先前历史却忽略当前局势，恐怕会产生相当的盲点。不论是两蒋或李登辉时代，台湾都还时处威权，而当时的在野势力根本不成气候。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不但“行政立法院长”是中常委，甚至连理当中立的司法、监察首长也经常赫然出席中常会。但是时代不同了，“总统”兼党主席的布局也该有所不同。现在的执政党，只适合以选举机器的最终掌握权，去抑制“立法委员”的嚣张、遥控地方首长的配合度，而不能把各路从政同志尽纳麾下，压缩制衡的空间。台湾的宪政体制原已不尽完善，若再加上一个太上中常会，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总之，马英九愿意承担改革责任、兼任党主席，那是好事。但政与党的结合应该仅止于减少掣肘，而不宜扩大为党政一统。最安全的做法，则是党主席掌握选举机器，但不必将各路从政同志纳为副主席。执政党可以鼓励各部门的从政同志扮演制衡角色，仅仅禁止结派营私式的拥权自重。党主席唯一的制裁工具，只是选举提名，却不涉入制衡机构间的操作细节。我们要提醒的是：效率与制衡之间的分寸拿捏或许不易，但是民主法制的机制，是绝不能被行政效率所凌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