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宕起伏的“邓玉娇案”终于初落尘埃。昨日，湖北省巴东县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判决：邓玉娇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

从“涉嫌故意杀人”到“防卫过当”再到“免除处罚”，邓玉娇案有了一个不错的“转身”。网络评论尚未被关闭之前，此判决得到了绝大多数网民的赞赏，更有人兴奋地言称这是“舆论与民意的胜利”，几乎没有见到谁来褒扬法院的独立。这在欣慰之余未免让人有些不安：作为一起刑事案件的判决，即便案件附着着舆论与民情，舆情所能扮演的角色也只是呵护司法不至于失范，而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基于理性与独立的司法裁决，何敢有“舆论胜利”之说呢？

在两个小时的庭审速度之下，大家没能看到充分质证、辩论的过程，一些争议细节也没有彻底廓清，看到的只是一个“免除处罚”这般顺应民意的判决，法院的独立性被看起来很有逻辑的法条包裹了起来。难免会有人猜疑：在汹汹舆论面前，法院是否有“顺从舆论尽快甩掉烫手山芋”的主观倾向？判决是否公正我们不敢妄断，司法应以怎样的细节作为来彰显独立性却值得探究。

邓玉娇案本属于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引发舆论超常关注，最后成为一件带有符号意义的公共事件，根本在于这个社会有着深刻的隔膜存在。而邓玉娇案尘埃落定之时，这些隔膜仍然有待深入的化解。

首先是官民之间的隔膜，公众对官员进进出出“娱乐场所”充满了痛恨。死者邓贵大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根本在于他的身份、行为使其成为恃权纵欲的代表者，被贴满了“该死”的标签。正是对于这些人的深恶痛疾，邓玉娇挥刀之举才会被解读为 “民女反抗官府欺凌”的经典题材，才会被奉上一顶顶“烈女”、“侠女”桂冠，并以“官人善自珍格调，妾身非比卖笑娘”之类的赞誉，试图用文学上的合法性来代替法律上的合法性。

其次是公众与司法之间的隔膜，公众对于司法是否会偏袒有权有势者充满怀疑。在此案中，公众怀疑如影随形：警方关于案情的通报措辞被怀疑，警方将邓玉娇安排到医院观察被质疑，邓玉娇母亲解除北京律师委托关系转向当地律师也被怀疑……公众本能地认定，如果没有“舆论撑腰”，司法会“本能”地倒向有权有势者，民众无法被公平对待，所以才会过分敏感。

最后是司法独立与舆论表达的隔膜，这是一个长期困境。纯法理学者总是指责舆论过分干预：动辄“舆论审判”、“全民法官”，而公众却将舆论讨论视为一种自由表达，并认为司法会否被干预的要害不在于舆论，而在于司法自身能否独立。这样的争论由来已久，在邓玉娇案中尤为激烈。这种隔膜的一个恶劣后果是，即便最终捍卫正义的是法律，也会被简单地归功于(或者归咎于)舆情与民意，而司法尊严很难获得加分。

邓玉娇恢复自由之身，将要回归平静的生活，而隐藏在社会肌体之下的隔膜与病灶，却会继续存在。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寻求化解之道，就难免要酝酿、发酵，并最终在张玉娇、李玉娇或其他什么人身上再次出现，普通的案件会再次炒成“公共事件”。

转型期的中国，存在上述隔膜本属难免，克服它们需要“各司其职”：公权约束自身赢得形象、司法尊重真相与法理赢得独立名声、舆论呵护弱者不行偏狭赢得道义……公权、舆情、司法、正义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仔细化解方能理顺它们契合于我们的现实环境，容忍隔膜只会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现实“拧巴”。